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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尔戈维什泰分给他的农田一路向西，避开椴树林中影影绰绰的视线，耐心地走上两小时即可听到异国的歌声。在巴纳特与南斯拉夫的边境上，这是一条颇受年轻人欢迎的观光路线；想去游泳的少年少女往往只需付出几个列伊或是一些小麦，便有仲夏日的仙女 (Sânzienele) 将他们送往彼岸。在他自尼日利亚回国的那些年间，Mihai就是通过出售这条秘密小径的单程票维持生计。每年他都根据自己的灰色收入估算收成，没有人对他发回的报告表示怀疑。起初他的生意并不好，只有零星被困住的外国人照顾他。不过，时光流淌，河水飞逝，铁门大坝拔地而起，布达佩斯的眼泪流不进黑海，康斯坦察的诗人也踏不上图拉真之桥。某一日开始，找上他的人越来越多，愿意支付的价格水涨船高。他得在黑市上转手十几盘录像带，又趁冬季假期假扮严寒老人送出去不少风干羊肉，才叫自己活得没那么自在。
他当然不是来享福的，可Mihai觉得自己喜欢这里。他喜欢夜里来偷羊的野狗，喜欢灶台上咕嘟咕嘟空烧的锅；喜欢乡人怯懦地叫他罗马尼亚，迟疑地在最后的音节里加上同志，喜欢无处诉说，郁郁寡欢的苦恼。在布加勒斯特，他吃饱穿暖，被逼着过上一种欧洲人的生活；而现在他总是觉得饿，冬天围着火炉也瑟瑟发抖，手指发黑，齐根脱落。他尤其喜欢边境上空无一物的雪和刺刀似的风。Vladimir Iosifovich放他回国的那天也是这般风雪交加的日子，它们在归途中尖酸地剜着他的脸，刻薄地嫉妒着他一个人的自由。
但现在是夏天，边境上只有光秃秃的田地和牛铃铛一样哗哗作响的多瑙河。没有人也没有轶事，更没有人陪他在银椴树下唱歌。然而，就在夜巡开始前不久，仲夏夜的顽皮仙女在回家的路上将他抓了个正着。根据传说，落入她们手中的男人不是变瞎就要发疯。但他清楚地看见一个裹着头巾的孩子在母亲的臂弯里睡得正酣，Mihai心怀敬意地抬起头，看见的并不是美杜莎的双眼，而是镇上远近闻名的模范女孩科内莉亚。「求您为我收留他吧。」她说，而他脑子里还是她在广场上公开斥责牧师父亲的激情话语，那场面着实令人动容。「求您了。」她眼中泪光莹莹，Mihai下意识地后退一步，生怕她接下去就要大喊 为祖国献身！
他一定是疯了才会接过那个包裹。一周后，与他相隔至少500米远的邻居就以深夜传来的婴儿哭声为由举报了他。负责审讯他的警官都比他更懂得如何照顾孩子。他如释重负，感激涕零，在之后的审讯中有问必答：
「罗马尼亚同志，您为什么不把孩子送到孤儿院去？」
「镇上的孤儿院没有空余床位了，我正打算依照他们的建议去蒂米什瓦拉碰碰运气。」
「您真是从谏如流。不过在那之前，您为什么不阻止孩子的母亲离开家乡？」
「我不知道该如何阻止人们为自己谋求更好的生活。」
「您明白这样的行为是叛国吗？」
「我不明白，同志，请您原谅。近来我总是因为一些小事感到困惑，像是拉丁人和达契亚人的异同，或是爱国者和叛国贼有什么两样。」
「没关系，没关系。这年头的确很难找到值得信赖的人，就连警察都靠不住。」老警官微笑着说。「不过，亲爱的祖国，有您这样的榜样，想必所有被遗弃在孤儿院的孩子都能和您一样宽容。最后问一句，只是例行惯例：您对《自由欧洲》最新一期的广播怎么看？」
「我不明白，同志。」
不到三十分钟，他和包裹就一起被扔出了警局。出门时他的邻居正在围墙后探头探脑，「那个塞尔维亚人又来了！」他见他就喊，吓得布包里的东西又开始哇哇大哭，气得他简直想把自己戳聋。不过寻常人该经历的事他们总要经历许多遍，就像他每年冬天都得被冻掉一回的手指一样。
每当他无法忍受布加勒斯特时，Mihai都会跑来巴纳特。这里很容易就能和塞尔维亚联系上。早先他们一起经营地下电影院，在他的二手录像机上看一部新电影只要5列伊；当布加勒斯特的电影院还在放《七武士》时，他们已经看完了《星球大战》和《万世魔星》，那时观众谈起南斯拉夫就像谈起天堂。不过依赖于走私的生意后来就越来越难以维持了。所以这次Mihai看见他又在放电影时还是挺惊讶的：「你终于把克罗地亚埋起来了？」「来日方长呢。」南斯拉夫人目不转睛，那些镜头风格像是塔可夫斯基，换作以前能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我把这个月越境的名单给你带过来了。老样子，打星号的遣返，下划线的得关上一阵，蓝色墨水是移交意大利的难民营的，什么标记都没有的是回不来的。」
他记了最后的名字以备不时之需。记到牧师女儿的时候，被他遗忘在厨房的布包哭得撕心裂肺，显然已经开始怀念警局的温情。塞尔维亚这才将注意力从雾蒙蒙的画面上收回来：「需要我带走他吗？」「我只需借用你的车。」斯拉夫人看了他一会，最后在他换车牌时给布包喂了点羊奶哄它睡着。「我还是可以带他走。」「除非你能带走所有人。」塞尔维亚耸了耸肩，转回头继续去看他的电影。
布包离开人就哭个不停，因自己未经同意的诞生肝肠寸断。他不得不在午后把南斯拉夫人骗上了车，然而为时已晚，被吵闹声吸引过来的孩子已经围住了他们，口口声声「我们的兄弟」和「亲爱的祖国」，眨着削瘦脸蛋上的大眼睛向他们讨要免费的香烟和口香糖。塞尔维亚付了所有的账，而他猛踹油门，赶在新的债务追上他之前一头扎进满是羊粪的公路。发动机像马蜂一般嗡嗡作响，太阳暴晒下掺着草腥味的臭气熏得人苦不堪言，布包却睡得安静，口水打湿了特兰西瓦尼亚样式的背心。
「我一直想不通『祖国 (patrie )』这个词。」塞尔维亚在小镇化作后视镜上的一个泥点后吸了一口乡间的空气：「我理解由于『土地』是个阴性词，『父辈的土地』自然也该是个阴性词。我不明白的是，从这个词里诞生的你和我，倒成了毫无争议的男人，人们对此竟也不觉得奇怪。」
「法国人有个解释。」Mihai说，「无论是玛丽安还是别的什么用来鼓舞革命者斗志的漂亮姑娘，归根结底都属于印在海报上动不了摸不着的画像。现实则不是乳臭未干的小鬼就是吹胡子瞪眼的老头，这才能叫人明白什么是理想。」
「我险些忘了『祖国』在你们的语言中是同一个词。」南斯拉夫人说。「这也是你在上世纪初 再拉丁化 的成果吗？」
「不。那是Alexandru的主意。彼时我只觉得从法语里借词愚蠢透顶，叫我们和土耳其人没什么区别。」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提起那个名字。他一直很讨厌他们的名字，仿佛民族的意志也不过朝生暮死。他在摩尔多瓦最初提出这个想法时便感到不知所措：伟大的国度甘做平凡的小人物自然备受尊重，他们这样的无名之辈试图效仿岂不是自取其辱？不过埃明内斯库的祖国一直是他们中更好的那个，更勇敢，更聪明，更有远见，更知天命。因此Mihai对他想做的事从来不加阻拦。「但你应该拦住他。」雅西毫无预兆地说， 别用信任修饰软弱。
雅西当然不在这里。自从离开比萨拉比亚，他们之间就没什么可多说的了。这种沉默，与人们诞生伊始没完没了的吵闹恰恰相反，在喀尔巴阡的这一侧是很常见的。年老的东方，激情耗尽，数百年来这里都是一片死寂。为人所知的世界止于喀尔巴阡山脉，不存在的事物自然毫无声响，虚空中生命的流逝悄无声息。Mihai在引擎的轰鸣里无言良久才积蓄起表达疑惑的兴趣：「拦住他做什么？」
「更替书写体系。」塞尔维亚理所当然道。「我一直很喜欢你们写西里尔文的笔迹，很遗憾你们决定放弃它。」
「那你应该现在给他写信，战争总会让人怀念曾经。」
「我在苏联人还为玉米着迷时便开始尝试了，至今依旧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塞尔维亚像是盯着电影画面一般盯着他，好像要从他身上硬生生钻出几分忧愁来。「你觉得他会去阿富汗吗？」
「我不知道，你可以再试试贿赂审查员。」Mihai说，扭转方向盘避开路中央的一个大坑。「我们很久没有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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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摩尔多瓦：
为了断绝我提早下船的念头，英国人把黑塞哥维那的骚乱说得像1821年一样糟。船长手按福音书向我保证，到君士坦丁堡一定替我支付返程的开销。结果当我们最终进港时，土耳其人已经向圣彼得堡宣战两天了。英国人便以不可抗力为由拒绝兑现承诺，我们信仰的似乎不是同一个上帝。我只得去高门找奥斯曼，却被告知他在斯库塔里组建医院；而等我傍晚赶过去，他显然又已经回到托普卡帕宫去了。我留在迦克墩过夜，就连教堂外也挤满了行省来的军队，各种语言肤色揉作一团。大多数士兵衣着寒酸，不少人仍然缠着脏臭的头巾，挎着祖先在维也纳用过的装备，只能用来和彼此打架斗殴。而在君士坦丁堡，人人都说法语，穿着萨维尔街定制的西装，在私人歌剧院里享受威尔第。这里与巴黎何其相似。而我依旧还是那个无名无姓的流亡者，在无数辗转反侧的夜晚怀念自己梦中的故乡。
我在离开特兰西瓦尼亚的每一分钟里都发狂地想念你，想念雅西，想念特尔戈维什泰；我曾经想过无数次要如何向你描述这些年来的经历，可当我终于距你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我却在原地停下了。所有想要对你说的话，此刻也半句都想不起来，笔尖在纸上戳出的窟窿都是我的话语中的漏洞，我花了太多时间思念过去的你，以至于现在是如此害怕与你重逢。在过去的五年中，我没有对你说过一句真话。巴黎，心碎之城，梦想的屠场，美德的殉道地。我从来没有去拜访过我们在法国的「兄弟」，更不必说是向他兜售不幸，低三下四地恳求施舍。我在巴黎第一个月就被偷走了所有的钱，葡萄园两年的收成一文不剩；当掉了锡比乌赠予我的大衣和帽子，与故土的联系一文不值。之后我全凭学生协会的同胞接济，在餐厅和报社不眠不休地工作，用长久的清醒嘲笑生命。我的法语比写给你的这封信还要流畅，但法国人从没有把我当作他们的兄弟。我在一次晚餐时见到那个法兰西人。人们叫他François，我则称他为法朗查 (Фраnца)。那天他们讲起发掘亚述人宫殿的故事，其中一个东方学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王座在最轻微的触碰下化作粉末。过去的荣耀分崩离析。客人们为此惊叹不已，我则忙着收拾他们留下的一片狼藉，对残羹剩饭垂涎欲滴的表情引起了法朗查的注意。「这位眼生的新侍者是谁？他的身上有种东正教式的忧郁。」领班向他表明我的身份，我不记得他作何感想，只记得东方学家在那之后尝试与我攀谈：「我喜欢布加勒斯特，那里让我想起巴黎。」
贫穷使我过得像个圣人。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付不起房租，又耻于借我还不起的钱，只得整夜在街上游荡。雅各宾派的头颅滚落的地方，沙皇与普鲁士国王列兵行进的地方，起义的工人流汗流血的地方——当我经过时，一切已然消失。曾经的伟大者，轰轰烈烈，最终什么都没能留下。巴黎、伦敦、维也纳，到处都是流亡者，到处都是落难的英雄。西伯利亚的逃亡者后来在肖邦的葬礼上撞见我，从那天起我意识到这场流亡永远不会结束。被剥夺身份的痕迹不会消失，哪怕身上已经没有一点桦树条的鞭痕。想象一个涅尔琴斯克的苦刑犯，在雪地中跋涉数千俄里，一路上不断更名改姓，最后迎接他的却不知是圣彼得堡还是华沙。不过从西伯利亚回来的人从来不会难过。那里实在是冷得很，被冻住眼睛的恐惧终生萦绕心头。
沙龙，很多的沙龙。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的天才聚集一处，我却宁可被排除在外，因为我始终想不明白：我们到底算是什么呢？庸庸碌碌，是雅西的犹太人和布加勒斯特的吉普赛人，永恒的流亡者，永世的奴隶；默默无闻，是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无关紧要的多瑙河公国，鲜少提及的姓名仅由外人定义。布拉日怎么能毫无羞耻地将我们称作罗马人呢？我们是野蛮人的后裔，黑暗时代入侵者的残渣，帝国边境的逃兵和叛徒，我们所做的一切仅仅是在别人的脚下摇尾乞怜。小文化的悲哀。有谁真的在乎我们？当波兰人遭到流放时，他们的法国朋友在哪里呢？当匈牙利人遭到镇压时，他们的英国朋友又在哪里呢？还有土耳其人的坦兹麦特，他们是如此渴望得到西方的救赎，急不可耐地承认自己的卑劣，以至于比他们的敌人更加痛恨自己成长的地方。这些比我们更文明的国家，单纯地向往美德共和国的愿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身处六月的巴黎，目睹彼得的后人三次否认自己的诺言。可耻啊！我想，他们竟曾心怀希望。
我在俄罗斯人占据雅西的那个月攒下了钱，得到了签证，到伦敦去见波兰和他的意大利朋友马志尼。我很快发现我不能理解他，他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样的人在流亡者里却很受欢迎。尝尽苦难的人总是在寻找先知。在离开巴黎的前夜。我终于接受了邀请，参加米什莱为流亡者组织的沙龙。我始终在担心自己不会是他们想要见到的形象，但那一夜是这封信里唯一值得记录的经历。我们教会了很多人唱Miorița (Мioрiца)，就像你曾教我们的那样。倘若这是一个预言，那么我之后将要做的事最终会将我们置于死地。但我们没有预言，没有先知，没有弥赛亚。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为自己的存亡斗争，而直到这一刻，我们才发现自己从未存在过。忠于天性的高尚，摩尔多瓦的牧羊人太过轻易地接受了自己的死亡。但要活在残酷的自然里，我们必须变得像自然一样。我们必须改变，不惜一切手段，翻天覆地，脱胎换骨。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但恐怖、罪恶、兽行和不忠只有在为空洞的颓废辩护时，才是卑鄙和不道德的。如果它们有利于一个民族的崛起，它们就是美德。 所有的胜利都是道德的。
让我们歌颂弗拉德和米哈伊。
Мiхаi Pomѫnȣл
1853年10月，于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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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碾着夕阳的影子驶进城，蒂米什瓦拉将他们带来的包裹登记入册，什么都没有问，什么都没有说。「这是这个月第几个？」倒是塞尔维亚打破沉默。「不知道。」蒂米什瓦拉对突然出现的外国人毫无反应。「反正还是老样子。」
一切都是老样子，所以这次的加油站也没有油。他们当晚就住在蒂米什瓦拉的老房子里，准备次日再去黑市想办法。他一推开门就知道布加勒斯特在他离开后曾经到过这里。所幸他藏起来的酒安然无恙，闻起来有点泛酸，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塞尔维亚在他回来时正在看沙发上那堆摊开的信。布加勒斯特把他没能清理掉的痕迹都扔这里来了，仿佛是在回应他的一走了之。「这里还有你们在美国拍的照片呢。」塞尔维亚说，「虽然现在像是彼此的仇人，你们倒也有过好日子。」
他拎着酒瓶，好像攥着一个人的脖子。「你更愿意记住悲剧还是喜剧？」
塞尔维亚抢过酒瓶灌了一口。「摩尔多瓦的好东西！这也是基希讷乌在上次见面时给你的？」
「我没有去。我结束尼日利亚的访问后就一直呆在这里，连布加勒斯特的地震都没有回去。他把我当作叛徒，好像我能弥补什么似的。」Mihai说。「你有多久没有回过贝尔格莱德了？」
「足够久。」塞尔维亚说，「久到我看完这次的电影就该走了。」
「你回去能做什么？」
「有很多。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准备洛杉矶的奥运会。」
他们击掌，哈哈大笑，引来邻居愤怒的砸墙警告。「当心，我的朋友。隔壁住的就是帕切帕 (Pacepa) 的继任者！」「那就让他来与我决斗！我有笑声作为武器，生活悲惨的人最害怕见到别人快活！」
入夜后塞尔维亚从口袋里翻出两块融化的巧克力分给他。甜食叫他开始觉得困，他短暂睡着了一会，醒来时已经是子夜，窗外明月高悬，屋内一盏煤油灯，摇曳如金星般闪亮。塞尔维亚还在火光的阴影里读那些信。他凑过去看了一会，只觉得那些糅杂着拉丁和西里尔字母的书信陌生丑陋，形如半人半牛的怪物，南斯拉夫人却仿佛着了迷。「你介意吗？」他问，Mihai摇摇头。「都是些寄不出去的垃圾，毫无意义。」
「我喜欢废物利用。」塞尔维亚说。「我正好读到这段： 摩洛神的信徒借由暴虐的火焰净化灵魂，戴着锁链的圣愚将泪水当作甘露饮下。苛待肉体只求达到精神上的迷狂，莫非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吗？沾沾自喜地忍受无休无止的苦痛，用死亡战胜死亡？ 」
他没说话，塞尔维亚等了一会又继续问：「你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吗？」
「不。」
「普希金呢？高尔基？索洛维约夫？车尔尼雪夫斯基？」
「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他有点恼火地说，「我不读书。」
「一点也不？」塞尔维亚冲他笑。「连索尔仁尼琴也不读？」
他把那封信撕成条，塞进煤油灯里烧了。
「捷克人给自己身上点火时我也在布拉格。」他说，「直到眼下我也还是在想，如果那天我跟他们一起跳进火焰里，现在说不定就是另一番模样了。」
「你说摩尔多瓦从那天之后就不再给你写信了。」
「写信本来也没多大意思。能送到我们手上的信哪一封不是被千万人读过的？但凡你流露出半点真情实感，那封信就消失得比商店里的面包还快了。所有人都是满口谎话，这是唯一活下去的办法。」
塞尔维亚将一封1979年未拆封的信推给他。端端正正的西里尔字母格外讽刺。彼时他一定是看都没看就将它归进冬日的燃料堆里了，Alexandru从没用过苏联人的语言给他写信。可他究竟是怎么忘记他的笔迹的呢？
「有个问题我想问你很久了。」南斯拉夫人说。他把煤油灯下的灰烬弹开，将灯芯拨亮了一点。「Mihai，你为我们的文化感到羞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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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罗马尼亚：
Vladimir Leonidovich会将这封信伪装成外交信函直接带给布加勒斯特，因此我可以在信中多和你说一些。而你没有给我回信的必要。由于你并没有避开审查的手段，等你的回信寄到时，我已经不在基希讷乌了。你总是说我们除去塞尔维亚和黑海外没有任何可信任的对象，但我情愿为俄国人的承诺冒一次险。我们并不是在谈论列宁格勒或莫斯科，在很多事上，我相信他与你我一样，缺乏选择的余地，才如此无能为力。
Aлeксaндру
1979年11月
正文见下：
雅西在今年的仲夏节前和我见了一面，告诉我布加勒斯特因伊朗的变故惶惶不可终日，不是担心油价就是担心外债，搅得他们不得安宁。我本想建议他叫你回去，又心知你不会乐于见到这样的安排。你应该明白雅西不是真的恨你。他的确喜欢说一些难听的话，但那是文人的性格使然，倘若他当真对你的所作所为难以释怀，无论我怎么哀求，他也不会向我透露关于你的只言片语。我不确定的却是你的想法。我们太久没有见面了，而你在近年间愈发沉默，我们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我也逐渐记不清我们在椴树下一起唱的歌。我仅仅是渴望见上你最后一面，哪怕只是一个遥远的影子。但我没有找到你。当1976年的夏天结束的时候，我开始相信我已经失去了你。
你说，难道你冒险写这样啰嗦的一封信，只是为了责怪我的吗？你说，当初决定离开的人分明是你，现在你又有什么资格抱怨呢？埃明内斯库不是说过吗？一些人活在狭隘的人世上，任凭命运摆布；另一些人则在自己的世界里，感到永生不灭和凄凉。命运是旧约里的上帝，被命运驱逐的人毕生流浪。抛弃自己的语言，切断与故土的联系，屈服于陌生的教法，高贵的精神也落得泯然——若非迫不得已，怎么会有人主动选择这样的下场？
在帝国的边界上，每一年，每一天，我都在目睹人们仓皇逃离过去。如同赫尔岑，某日他们最后看了一眼伏尔加河，然后再也没有回头，所赴的并非乐园。在大洋彼岸，每一天，每一年，乡愁阴郁地笼罩着自由的中心。孤苦无依，格格不入，说话终生带着外国口音，与之来往的还是侨民，满肚子晦涩难懂的母语玩笑，即便是至亲骨肉也不能理解他们。那片曾唤起他们无限恐惧的荒野，令他们羞愧厌恶的小茅屋，一旦距离他们遥远到了模糊的境地，便愈发显得迷人起来了。故乡是仲夏夜间一个轻飘飘的梦。那些被留下的人又如何？他们不愿去想。他们不敢回头。
Vladimir Leonidovich在这一年夏日结束时来拜访我。他穿着工厂里的制服，口袋里揣着一本包了书皮的纳博科夫。但凡是没有其他人在场，不再需要他继续扮演伟岸的角色时，俄罗斯人说话的声音就变得又慢又轻，不知是出于忧郁还是犹豫。他问：「您愿意和我重走巴布尔大帝的道路吗？」我说我连波斯语都不会说。「我会做您的翻译。」他又说，「请您考虑一下，我在一周后等待您的答复。」
巴布尔是帖木尔的后裔，用波斯语统治，以突厥语写作。我们都知道这两种语言在如今的世界中都已经不再必要了。但我还是那样说，俄国人也仍然那样回答。一周后，当他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便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他们讲许多没人会听的话，动员没人参与的组织。后来他告诉我，那些他亲口说过的话，他自己一句都不相信。「这是一种试探吗？」我问。「测验我是否信任你？」「也许吧。」他就说，「我也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分别的场景。1848年的革命失败后，你经由特兰西瓦尼亚辗转至巴黎。我始终忘不了你不在的那些夜晚，黑暗看起来无穷无尽，但你一次都不曾向我提及流亡的苦楚。与你相比，我是多么软弱啊。可当你真正离开后，那种若即若离的感情消失了，寝食难安的感觉不见了。我的等待终于有了着落。也许我们注定要成为不同的人。即便如此，我们共同书写的历史也依旧如故。唯愿你不要忘记我，亲爱的兄弟，唯愿你不要为我复仇。
我会想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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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谎了。」
他在次日下午重新驶上来时的路，他们买到了足够的汽油——或许太多了些，车内满是致幻的味道。但他没有开窗。他直勾勾地盯着眼前的路，在某个时刻里突然说：
「我不是因为地震才离开布加勒斯特的。1976年的仲夏日——圣约翰日，随便你怎么说——我就在那里。我去了基希讷乌，在斯蒂芬大帝的雕塑下看见他，听见我们的语言如泪水般流淌。我跟在他的身后，踩在他的背影里转了整天，我们的距离一度触手可及，但我没有伸出那只手，摩尔多瓦最后也没有回头。我努力不去想他会不会悲伤，他却这样报复我，仿佛我——我早就失去他了，是不是？如同你和你那些自以为是的兄弟们——」
「坑！前面有坑！」南斯拉夫人厉声打断他。「这件事就这样了。专心开车！」
塞尔维亚的离开猝不及防。他再次见到他并不是在美国人举办的奥运会上，而是在美国人的一份机密文件里。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彼时他只是独自回了家，找出塞尔维亚没来得及带走的录像带，替他看完了那部电影。他确信他永远都不可能理解这些俄罗斯人：哪有正常人会放弃欧洲自在的生活不过，回到俄国去当农奴的呢？
Mihai关掉放映机，摸出账本，准备给电影估价。他拿起笔，敲着录像带的外壳，想哭，却哭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