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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七十年代，一座棺椁远渡重洋，在变更的国家政策里踏上中国南方的土地。包裹先由敦豪快递接手，辗转来到英国皇家邮政集团麾下，最终是数年前战胜国联盟之间停滞多年的商业往来发挥了作用，让它到达了目的地。包裹大小200x50x50cm，内含一具成年男性的骨架，缺少第七根肋骨；取而代之的是一沓密封保藏的手稿，数学公式如漫天繁星般恢弘地盘踞其上。它以德文、法文、拉丁文和少数汉字写就，扉页夹着一张英文字条，上书：
“知识是本应降生的婴儿，此人决定将其扼杀。我们无法达成一致，因而决定将其送到我们可以支付的邮费送达的最远的地方。素未谋面的人，请你决定它的未来。
敬上
自然的生灵”
包裹起初送进一位大学教师家中，拆封时，他的妻子受到惊吓，后退时不慎绊倒，砸坏了培植常青树苗的花盆，此后被心因性的下肢失调困在轮椅上长达五年。这位女士与她的丈夫就职于同一所高校，但职位更高一级。革命开始前，她是物理系最年轻的副研究员，曾在解放前参与过密码学相关工作，还曾在国民党的追捕下逃出生天；按理说，这样的人不该作此反应。但当时这位女士对此未置一词，直到后来她的侄女二十年后翻阅其遗物，发现她在日记里写下了当时所见：
“. .....棺盖掀开的刹那，我看到一个少年和一个老人，他们像从头骨的眼眶里冒出来的两缕幽魂，就那么落到地上，形成相叠加的状态。那少年似男又似女，面容秀美，如玉石般发着莹莹的光，手中高举某物；老人精神矍铄，没有一根头发，就像数日滴米未进的人渴望食物那样渴盼着年轻人手里的东西。他们在我面前自顾自地用我听不懂的话争吵着——更多是老人单方面的吵闹——随后老人向我扑来，用英文说：你来决定！
“——就是在这时候，我吓得往后退，摔倒了。等我爬起来，发现那东西就插在骨架第七根肋骨的位置。我的腿动不了了。 ”
两行空白，女士又在页脚以蝇头小楷写道：
“ 家里才扫过地，应该没有杂物在地上才对？ ”
日记在革命时期并未被发现，因而得以保存；但女士似乎还有其他类似言行，以至于她在革命结束前被批封建迷信，将她这个人同四旧一道除了。不过，单说棺椁之事，无论它有多么奇怪，这位女士还是发挥了对老物件应有的审慎和敬重：正是在她遗嘱的坚持下，这个可敬的包裹才能在革命后造访国家博物院和科学研究院，否则，我们就不会知道它的故事了。
2
故事要从某个人说起：谢尔盖、谢毗舍、彼得洛维奇、罗曼诺夫、达文妥，没人知道哪个是他的真名，更多人叫他费德里科。他的父亲参加过无政府主义运动，因而带着他更换了无数的名字，或许他自己都遗忘了乳名。母亲阿娜是德国人，怀有同样的革命热诚。她少女时期曾被父母送进富有亲戚家中做女佣，但她离家出走到隔壁城市，几年后成了一名记者，在报社和街头之间奔走呼号，正在此时认识了费德里科的生父。费德里科尚未出生时，夫妻俩就一同被警察逮进牢中，送去不同的营区，只有阿娜在枪决前越狱，因此留住性命。等她在法国落脚时才收到丈夫的死讯，同日，她发现自己已有两月身孕。
此后数年，儿子并没有拖慢阿娜追求解放的脚步，德意志、意大利、法兰西乃至保加利亚均有她的身影，最终，如火如荼的反佛朗哥宣传使她荣登多国黑名单，连同费德里科一起被送进了伊斯特拉的战俘营；阿娜又带着儿子逃离，藏进一处地下据点。战后，母子俩靠亲戚介绍，在制糖厂谋生，虽状况拮据，但正是这段工作经历使得他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费德里科才得以接受数学系的高等教育。此外，他的部分资金来源于他母亲未选择的老路：入学前给一位学生当陪读，或说男佣。也许正因如此，在他正式入学后，堪称如鱼得水。
费德里科在读期间的某日，阿娜突发心绞痛。这位数次逃过恐怖命运的传奇女人最终没有跑过死神。费德里科为此哭瞎了一只眼睛，母亲的离世使得这位本就寡言的年轻人失去了最亲密的听众，变得愈发古怪、内向，所幸这并未对他的事业造成很大影响。即便如此，费德里科的名字也鲜少为他人所知。他的一个特点在于远没有任何形式的盛名，这是一位不被历史记录的人，其生命在世间留下的刻痕也微乎其微；另一个特点在于，他的求生之道并非锋芒毕露，更多显现出一种沉默的执拗。譬如说，他身体结实、牙齿整齐，像阿尔卑斯挽马般耐劳、敏捷且俊俏，因而有同窗谑称他为“瓦尔坎”，取自诺里克平茨高尔挽马中最受欢迎的有限品种，倒是很好地说明了他的秉性；又譬如说，他继承了母亲生前的爱好，喜欢读诗，却从不分享，也许是因为他更偏好来自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诗句，而非希腊文或拉丁文写就的欧洲传统，并固执地抱着这一不那么广为接受的爱好。
还有一个例子，即他视力锐减的哪只眼睛，虽在之后勉强治愈，但视网膜上留下了一块黑斑——“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因而他坚信那是他母亲的遗物，一个黑洞。但在此之前，据说他摘下眼罩的那天去隔壁大学听讲座，事后独自到一家酒馆用晚饭，竟以为黑斑是某张桌子上有了无论如何无法除净的污渍，因而在那张桌子上耗费了两个小时，并拒不离开。最终，这件事以店主认为他有心理疾病，将他扭送警察局为止。
自那以后，他的沉默从语言蔓延到行为上：不论见到何种异常，均闭口不言，只有的放矢。某一次，巴黎高师附近的一座书店于凌晨失火，消防队却很快赶到，书店几乎没蒙受什么损失。这样的速度不说前所未有，也是多年罕见。经调查，警察发现：当晚小偷提灯闯进书店，正要带走财物时，却发现一个漆黑、高大的身影沉默地从高处俯视他，吓得他以为见到了夜魔，仓皇逃跑间打翻提灯，油与火迅速蔓延，引起火灾。这恐怖的黑影后被证实为费德里科，他在书店内解方程式，因为疲劳悄无声息地入睡，竟被粗心大意的店主锁在店内。小偷的动静惊醒了他，他当即前往消防队报告，此后就带着文件夹匆匆回到宿舍，谁也没有告诉，第二天如常出现在课堂上。
与他的沉默相对的是他的数学天分。费德里科的研究领域落于拓扑空间和代数几何上，据他的同僚说，费德里科“拥有惊人的抽象能力......调动起数字、概念与符号时，就像国王调动他的兵马那般，如臂指使”。伟大的数学家都有一套自有的、解释数学的语言体系，费德里科的更接近诗。他的所有同学和同僚都曾认为这个怪胎定将飞黄腾达，但无一例外，他们之后都意识到：费德里科讨厌关注的习性坚决地掐灭了这一可能。当同时代的格罗滕迪克逐渐展露锋芒，开始如一位教皇般统治着数学领域时，费德里科像政治犯一样闭门不出。即便在他的研究室里，言之有物、切实可行的解法能从门口一路铺到三层楼高的穹顶，他也始终拒绝发表大部分成果，只完成研究所的最低科研要求。
转机发生在五十年代后，费德里科先后造访亚洲的数个国家。无人知晓他具体遭遇了什么，也许是战争的余波和新生的战争；总而言之，回到法国后，他成了一名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他辞去了高级职位，搬去了无名的收容所，与偷渡客、革命者、小偷、骗子、妓女和僧侣同住一个屋檐之下，积极地参与他从未参加过的社会活动。与常人相比，他依旧沉默寡言，但似乎已经认识到语言的力量，开始研究社会演说这门精妙的艺术。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哪怕他不再就职，有些同事和学生反而更加频繁地来找他讨论专业问题，因为此人实在才华横溢，而四面漏风的收容所比固若金汤的研究室要容易攻破得多。费德里科对数学的爱依旧难掩，他表现抗拒，写起公式来却没完没了，最后放弃了抵抗；作为惩罚或补偿，在数学时间结束后，其他人往往得忍受他的演讲至少一小时，还不得与旁人说起他的名字。
不过，他越来越长于此道，诗的语言加上诗的容貌，是富有吸引力的。偶尔，其他游民也会驻足聆听。正是在这里，他拥有了自己的孩子——前提是，如果那能被认为是他的孩子的话。
3
或许费德里科自己都不甚清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或是他不愿深想。离开了数学，这个男人对社会的了解和对性的了解都贫瘠且幼稚，对人的判断力亦如是。孩子的生母是某个东斯拉夫杂技团的成员，杂技团团长因窝藏非法移民而遭逮捕，组织如沙散去，那个女人就暂时落脚于此处。她有一半中国血统，发色却是白金，学习能力和身体能力同样惊人：她能徒手从室外攀上收容所的屋顶，仅花一个月就和同屋的妓女学会了略带口音的法文；她的字迹虽不算优美，但易于辨别。春风一度后，她很快就像阿娜年轻时那样不翼而飞，如一缕青烟般消弭在无意义与无限性并存的五十年代风暴之中。第二年，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被送来费德里科的房间，附有一张纸条，上面是充满她个人特点的字迹，写明了孩子的身份。
一位新晋的社会活动者——即便始料未及，还充满了对孩子母亲的单方面的、难以言说的愤怒，以及尚未通明的人性——也不会将一个婴孩丢开，抛进世界的动荡里；但也仅此而已。费德里科只在孩子身边坚持了三个小时，就无法忍受地逃回线代公式和动议手册里。他没有为孩子起名，是收容所中的性工作者、革命者、小偷和来去的游民将这孩子养大。
然而，这孩子生下来就仿佛受到自然、上帝或魔鬼的庇佑。即便住在危险之地，遇到的人不说轻声细语，却都尽可能地保护他；当他的住所轮转到带破窗的房屋时，夜晚必定没有风雨，蝉鸣都温和许多。一次，一名抢劫犯持枪逃入收容所，犹豫之下，他竟从两名女人中选择了老年吉普赛产婆作为人质，而非那个抱着婴儿、更为柔弱的尼姑。警察进门时，发现所有人都毫发无伤。此外，孩子来到收容所的第二天，临街的市集上就多出一位羊奶贩子，正巧有从附近牧场供货的渠道，这一巧合在事后更成为众人爱护他的佐证。
普通的婴孩在父母的臂弯中生长，这孩子则像圣子或圣灵般降临在社会的马厩中，懵懂的脸随每日的第一缕晨光而愈加舒展。和他的父亲肖似，孩子有复数的名字。吉普赛产婆遵循其社群的说法，叫这孩子“mogatto”，也即“山猫”，尽管没人认为吉普赛人混杂的语言体系中真有这个词；那位认识孩子生母的中国妓女想了许久，私下里为他起了个中文名字，在当地人眼里十分复杂，有个“r”开头的音以及一个“途”字；一个法国老逃兵则叫这孩子“福尔途”，对应命运女神的半个名字，因为“完整的那个像个瞎子，看不到我们”。语言上的天赋则肖似母亲。待他大些，语库就囊括了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汉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半生不熟的某支吉普赛语，以及零碎的某种北非语言，交流起来却从不混用；他还能理解一些梵语。尽管有许多名字，这孩子却能回应每个人不同的呼唤。他的母语就是世界的语言。
一直到这孩子五岁，费德里科都不知道他是男是女。在这一年，他对几何空间的钻研和对过激社会主义的推崇都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他没日没夜地求解，一切数字和符号在他眼里都有了崭新的意义，他构建的抽象空间之上有新世界的规律，在那里他的理想和技术有望得到高度的重合。他对研究如饥似渴，像贪婪的暴徒；书稿堆满了整个房间，凡是有人靠近，他就大声呵斥，甚至将分发食物的人员和求教的同事都轰出门外，到了最温和的尼姑都无法接受的程度。
“如果他的怒火真能取暖就好了。”一个妓女刻薄地说。那年的冬天来得比过去十年都要早，收容所的人们总是早早被冻醒，手脚上生出疮疤。怨怼之下，人们虽然对他有一定的尊敬，却不会容忍太久。某日费德里科外出宣讲，回来时发现他的政治文书和少数数学手稿被同住的人们焚烧以取暖用。当晚，半条街的人都宣称听到了“笼中困兽的声音......只在幼崽被杀死的母狮喉中发出”，直至黎明的第一道光落下，方才停止。次日日头高照时，费德里科终于走出紧锁的房门（就收容所的安全系数而言形同虚设，但所有人都理智地选择不插手）。他问的第一句话是：
“福尔图娜在哪？”
被他抓住的是位不幸的收容所人员，惊恐且困惑：“福尔图娜是谁？”
“我的女儿，福尔图娜——”数学家说，“是我为她起的名字。”
年轻人像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每根头发丝儿都和脊骨一样挺立起来，愤怒、不堪和怜悯像沸腾的泡泡一样从他脸上浮现。“你没有女儿，先生。”他严厉地说，“你只有一个儿子，他们叫他福尔途。你足够幸运，至少说对了一半的名字。”
他的话如同当胸一拳，将费德里科打得头晕眼花。待他从炫目且干燥的阳光中回过神来，年轻人已经离开了。莫名地，他想起儿时曾听阿娜说过的东斯拉夫故事：在某些死婴身上会有自然的灵降临，灵必将为爱他们的人带来欢乐，也必将为不爱他们的人带来痛苦。——从这个角度来说，福尔途岂非自然的灵？费德里科如此想。可转眼间这个想法就被他抛诸脑后，他按着扶手下楼，见到孩子在为一位女工包扎。工厂里的锯齿伤到了她的腿，福尔途则熟练地为她涂抹草药、缠上绷带。日光直射而下，费德里科意识到，这孩子的发色较他的母亲更浅，呈现出绸缎般流光溢彩的银虹，骄阳下更似珍帘。
4
此后两年，费德里科看着福尔途跟在人们身后，安静但诚挚地观摩他们的活动。他学习绣补衣裳、诵读经文，知道如何培育植物、配置药品；他能偷偷调换钥匙和小刀而不被发现，但他几乎从不使用这种能力。七岁的福尔途自满地鸡鸣狗盗之辈中走过，像个来自异界的发光体。众人的视线、喜爱和倾诉的欲望凝缩在这小小的孩子身上，在收容所中形成了一个奇点，所有的信息经他的耳、出他的口，便从狂乱中取得一种统一的、驯服的特征，就像他的生父驱策抽象几何空间里的数学概念一样自然。
然而，数学能力并非做父亲的所独有。前来拜访的老师教了福尔途算数，之后，他在他父亲不知道的时候阅读了闲置的手稿。因此当他第一次写出公式时，所有人都不觉出奇，只有他的父亲大为震撼，而后父子俩陡然变得亲近起来——很难说福尔途是否真正为此努力，但就费德里科而言，在儿子身上投注的关切日益加深，好像一个优秀学生理应得到的目光。一方面，在收容所的所有人乃至他的同事中，逐渐只有福尔途能跟上他的数学思路，这孩子日益成为他唯一的理解者；另一方面，费德里科对社会研究的狂热好像随着那些被焚烧的政治文书一样，由熊熊烈焰转为了温吞火苗；好言的性格在他人生中冒了几年的头，又迅速像受了伤的野兽般回到角落自我舔舐去了。也许正因如此，他的热情部分地回到了仍在任教时的模样，每天抽出五小时教福尔途数学，在这五小时的间隙中像真正的父亲一样关心他的生活。他自认很是周到，除了人人都看得见的一件事：那就是问问自己，孩子需不需要他这么做。
我们已经能从之前的只言片语里窥见福尔途的特征。这是个有天赋的孩子，性格中有神圣和宽容的部分；换言之，他并不渴求任一生活方式，只是适当地回应人们的请求。因此，他对数学的降临不作抗拒，这并不出奇。他十岁时就能写出漂亮的数学论文。其思考虽然稚嫩，却撬动了父亲研究中停滞半年的某处关窍，使费德里科大为感动、大为恐惧、又大为急迫：感动于其天分，恐惧于自己的衰老——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尽管这对他来说还为时过早），还有对于同领域的后起之秀的警惕；同时，他又急迫于福尔途所展现出来的对探索的淡然态度。这孩子不像他的父亲那样调动概念。他就像与自然共呼吸的动物，从不将意志强加于数字、符号与概形上，而是与它们共漫步、同成长。他求出的结果带着原始的质朴，也带着原始的美，仿佛每一个结果都像是花鸟虫鱼一样自然生出的。
福尔途从不叫费德里科“父亲”，只叫他“先生”。费德里科对此不甚在意，可令他不能理解的是，儿子对这样有趣的学识竟没有渴求，就像山猫在泉涧中饮水，只取用必要的部分。数学是真理的学科，这孩子却像生在真理之中，丝毫不知其宝贵。同一样东西，对费德里科来说高踞需求层次的顶峰，对福尔途来说却似乎和生理需求没有太大差别；五小时一到，这日益高挑的孩子便站起来，礼貌而亲切地向他告别，到楼下帮助收容所人员施粥去了。
这种态度多少使得费德里科感到冒犯。但在苦恼的同时，他亦从儿子的身上感觉到一种初次踏入学术圣殿时的敬畏。这种苦恼和敬畏混合起来，让他感受到某种连血缘都没能成功带来的责任感。过往数十年，费德里科独自一人遨游在数学王国里，像个隐者一样藏起他发现的道路；同样也有数年，他已经停滞不前了，进入少年期的儿子让他看到了新的曙光。世俗的生活和挫折将天真的壁垒撬开了一道裂隙，他的性格中有一部分愈向凡人靠近，他离神圣的造诣就越远；他离之越远，对理想中那个数学构造出的神圣空间就愈向往。为了求解（或许也为了求救），他将大部分的聪明才智和看破概念的能力加诸己身，将分析的能力转向哲学家们口中性灵的空间——这并不出奇，数学在希腊人的时代就被认为是哲学的一部分，还曾经和炼金术并驾齐驱；它们只是真理的两种显现方式。然而，十次里有七次，他浸入思维的长河，却无法像游鱼一样顺滑地入水；相反，他跌跌撞撞地闯进那片曾经温顺的疆域，等他安顿下来，那些浪花般骤闪的灵光都像受惊的鱼一样四散奔逃了。有时候，人们听见他整夜地沉默，紧随其后的是整日地哭泣。所有人都相信，他已经走火入魔了，除了他自己。
数学家的向往和挫折都在十几岁的福尔途身上得到了具现。这孩子的头发长长了，开始像圣母像一样垂落，面容也如圣母像一般宁静。他与神或性灵空间一样，将费德里科和他的渴求拒之门外。在费德里科的人生中，很少有事物能这样拒绝他，而本应与他最亲密的人就占了一半；他当然也——像大多数没有遭受过太多拒绝的人一样——难以应对这样的场面。结果就是，某天他闯进福尔途的房间，以两月未有的清醒神色，强硬地要求他与自己一同前往法国南部的某个小村，说法是：“只有这样远离俗世的生活，才能更好地进行研究。”
他说这话时，福尔途正默诵经文。“我不认为俗世生活对研究有什么影响。”少年镇静地答道，“如果你需要随从，雇佣一个即可；隔壁的......”
“不，我不需要随从。”费德里科打断他，“这是一场修行，一场为了接触灵性的修行；所以，我们不需要舒适的房屋、地毯与金钱，也不需要什么旁人的送行——关注是魔鬼！因而当然也不需要什么随从以助长世俗的恶习。我们是要去研究的。”
“那我就更没有理由跟随了；修行是个人的行为。”
“我要求你去，”费德里科叫道，“以老师的身份！”
“你并非我唯一的教师，这栋房屋，这栋房屋里的所有人，这条街上的所有人都是我的老师。靠着他们复数的视角，我才得以尽可能清晰地看清世界。如果跟随你去，就相当于我舍弃了我绝大多数的老师，而紧随你一人而去。这并非公允的道路。”
费德里科发出一声近似于轮胎漏气与气球飘飞之间的滑稽声音。“哈！”他说。他如同一头被激怒的困兽般在屋中踱了两圈，看起来几次想要说话，又咽回了他觉得可能不利于事态的言语。最终，他冷冷地说：“倘若我以你父亲的身份要求呢？”
一丝奇异的微笑掠过福尔途的唇角，费德里科不确定自己是否看到了，但他忽然像受针扎一般，自骨子里感到强烈的不安。就在此时，福尔途站起身来，严肃地说：“仅此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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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思想就和裤裆里的东西一样，一定要摆出个左右才舒服。”女裁缝说，“我们要做的就是说些他们爱听的，把他们快快送走；不然，那些东西就要像长鼻子一样戳到我们脸上来了。”
她正和福尔途站在店里，为后者结算工钱。这是普罗旺斯边缘的一座小村，连记得它名字的村民都少有。两年前，费德里科带着儿子来到此地。两人带的的积蓄不多，于是偶尔到隔壁村的小学教两节数学课，聊作补贴。但多年的不规律生活已经磨去了那副英俊的面容，费德里科因此失去了人们容忍他古怪脾性的屏障之一；相反，孩子们更欢迎福尔途。总而言之，比起小学，将这地方称之为草台班子更合适，因为它有一半财政收入由村民们募捐自费，钱财不够时，往往就直接交给支持者结清。
福尔途向来不爱对他人的言语发表意见。裁缝的话可能有出于对他的关心和同情，但更多是出于对费德里科的讨厌；不过，这样的直白倒是令人欣赏。他告别对方，踏上回家的路。
费德里科如今过的是一种静修者式的生活：每天以体力活度日，力争做到大部分食物的自给自足；远离论战和金钱，和社会完全脱节。他本想带着福尔途一起禁食，却发现这孩子对健康生活的态度如同钢铁般非人力能够拧转。最后只有他自己摄入的营养越来越少，若是叫旁人来看，恐怕会将其认作苦行中的乔达摩·悉达多；而福尔途在旁侧，仍像自然物一样健康美丽。
这男人每天花在数学上的时间——特指使用纸笔的时间——业已缩减到了两小时，因为“想得愈多，写得愈少”；此外，就是要求福尔途对他提出的问题作解。其他时候，也是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沉浸在思维的世界里，读书、冥想、在纸上绘画无人能懂的图样，禁食的记录几乎逼近耶稣基督。每当他隔着许久从恍惚态度中醒来的时候，就会验收福尔途必定已经解出的答案，每一次看到答案，他的神情都更加狂热。有一次他的某个学生不远万里来拜访自己的前导师，看看他是否还有望回归，却几乎以为那是一具发光的骷髅在伏案作业。“他的神采不像常人。”那人回巴黎后说，“即便对一个数学家来说都太不正常了。他就像要进入另一个世界一样，你知道吧？那不是活人能有的样子。但我是这么想的：既然上帝叫他以人的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就是要赋予他人的使命——那无非就是做人该做的事情，正常地生活，吃饭、出门运动、建立家庭。他就没有想过，正是因为有些东西是不该叫人们知道的，主才不让我们知道呢？”
“亲爱的，”他的女友说，“你是说你的老师是个贪婪之人吗？”
“贪婪？是的......不，也不对。”学生若有所思地说，“或许说傲慢更合适。他自认能掌握一种不该掌握的东西，却不爱它；哪怕曾经如此，他已经背叛了自己人性的一面。他会付出代价的——只是主还没有向他收取。”
这对年轻情侣的对话当然没有叫费德里科本人听见，而是和其他许多评价一样，被吞进某个人形奇点一片纯白的缄默之中。这天福尔途是带着费德里科最后一个问题的解回来的，费德里科称其为“终极解，规律之上的规律，他想要证明的最终答案”，得到它，一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福尔途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满怀信心，就像要迎来最终的蜕变一样祥和、宁静。这是他在此前的人生中都从未有过的。性灵空间似乎终于对他开放了：只要福尔途回来，他就能一举迈入那钥匙孔一样大的门扉，跃升成真正的通达之人。
我们至今也没有弄清那“终极解”是什么，即便在后来的那本手稿之中也没有；又或者，它在手稿中完整地作为一个自然的有机整体而出现，但那些内容太过超前，人们尽管能理解一部分话语，但除了这对父子，根本没人能弄清将它们合为一体时是怎样得出的答案——它们就像一种崭新的语言，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能写出来的；如果真有能读懂它的人，想必是个疯子。我们最应该接收的，反而是这种超人智慧的残渣。——无论如何，福尔途带着答案推门而入的时候，看到的却不是那个回光返照的数学家，而是一个惊恐万状的人，远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苍老。
看见年轻人回来，费德里科勉强地起身，读完了那叠字迹优美、飘逸的手稿。福尔途仿佛对他的异状一无所知，只是静静地看着他。那张曾经英俊、执拗的脸上，每一块肌肉都像融化的蜡油一样向下塌陷，好像生机突然从此人身上抽离而去，留下一具干瘪的、孱弱的、在真实世界面前不堪一击的躯体。 待那种融化停止，就像一粒冰丢进热油，这具骷髅一样的身体爆发式地挣扎起来，眼泪和哭声像油花一样四溅。
“这是对的，这是对的！”费德里科哭道，“但它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看到了预兆，灵已经告诉我了；我明明给你发了信，叫你不要继续解，可是你——你！”
他差点撕毁那沓脆弱的纸张，尽管他此时看起来比它们还要脆弱，是年轻人敏捷地上前一步，从他的手里夺下那刚来到世界上的产物。福尔途静静地看着他物理意义上的生父，看着这个年轻不再的天才在地面上蜷缩着，发出懊丧的抽泣。“我没有收到。”他澄清道，“我们的房子没有邮寄的渠道，得走到五里开外；而你已经三天没有出屋子了。是你让我把它写下来。”
“它不该问世。”费德里科喃喃道，“太早了！甚至不是我能接受的东西。”
福尔途只说：“你说你看到了预兆，你看到了什么？”
苍老的人颤抖起来，嗫嚅着讲述与科学毫无关系的言语：先是美丽的世界，像平静的湖面或新生儿的床单，一切井然有序、鸟语花香，如数集般看似混沌却自有规律，水、以太和其他元素相互扶持，交织出万物生长勃发的画面；而后，一切都变了，都毁了！一只动物背叛了所有人，他的狂悖要求他漠视他人需要的帮助，仅仅以自己的欲求为指南；一个同伴为他送来宇宙的卵，希望能抚平他的疯狂，他却弃之不顾。为此，他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所建立的一切，无论达到了怎样正确的结果，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那颗宇宙的卵？当然已经死去了，但在死婴身上有自然的灵降临，必将为爱他们的动物带来欢乐，也必将为不爱他们的动物带来痛苦......
“好呀！”他说到这，像终于有力气了一样大声叫嚷起来，“原来这就是你：你果真不是我的孩子，只是我的审判和报应——是的，是的，我想起来了。”他想说：你从不叫我父亲，我原来竟还真为老师的名号感到骄傲；多么愚蠢的我！但他说不出来了，在地上喘了好一会儿气，才说：“既然如此，将我和它一同毁去吧！我错过了太多应该做的事情，至少不要让我的罪这样留下。”
“那你一开始为何决定要将它带到这世上来？”
费德里科沉默着。他埋着头，像没听到。
“你无权决定它的生死，就像你当初不能决定我的生死和存在。”孩子——灵——以一贯的宽容和镇静说，“也没有罪犯能够决定自己的审判应该是何模样。你已经半只脚跨过了生命的界限，也失去了许愿的资格；你的遗愿即是那道解，我告诉了你，便已经为这孩子理清了它的来路。
“我会将你送去医院，而我不会在；在那里，你要真正只靠自己一人。你这样开始，也将这样结束。”
6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冬日正中，一个看上去分外老迈的病人死在了圣保罗医院，死因是自然死亡。也有调查人员认为是他说服了医院工作人员，写上了这个年龄绝不该有的虚假缘由。不管真实情况如何， 关于他最后的日子，只有护士作证。
“某个夜晚，他好像就突然出现在大厅里，没人送他来，看他的情况，也绝不可能自己走来。说来奇怪，那天落日特别强烈——甚至可以说骄盛——简直像正午的太阳一样照在我们医院的顶上。小姑娘们说，他就像圣灵出现在马厩里一样，尽管他老得不可思议；毕竟对于主来说，再老的人也都是孩子。”她们回忆道，“他身上带着钱，正好够他入院。这也很奇怪：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但总有支票在他活着的时候寄来，确保有护工照顾他的起居。
“不过，他活得可不像独自一人；他时常和空气中的某个人吵架，或者突然抽泣起来，惊恐地缩在床上；可答其他人的话时，他又很礼貌——太礼貌了，简直像换了一个人。那时候的他看起来就像年老的圣人一样，不止讨人喜欢，简直叫人尊敬。但圣人很少出现。总体来说，比起他的思想，更像是他的身体活够了。”
一个见习护士在采访结束后避开他人，告诉我们：在此人生命结束前的十分钟，她在打瞌睡的间隙惊醒，看到一个纯白的人形，像玉石一样美丽、像月亮一样疯狂；只一眼，她就动都不能动，也无法开口唤其他人来。人形陪伴老人到了最后，一言不发，只静静地、静静地凝视那张脸。见习护士不记得当晚是如何结束的，只记得自己在凌晨四点醒来，老人已经失去了呼吸和心跳。两天后，一具棺椁随他的手稿寄出，应他的遗愿送向最后一封支票剩余钱财能够到达的最远的城市。手稿和遗书均在他的枕头下被发现，尽管他进入医院后就没有握过笔，此前也没有人见过他的手稿和遗书——却没有人发出哪怕一声质疑，就像他生前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