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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戏是她的老本行，既是安身立命的吃饭家伙，也是寄寓理想的兴趣所在。十五岁她进山东实验剧团，老师从头到脚扫她一遍，下评语说：“水葱似的，是花旦的材料。”那时她心里兴起一阵微弱的欣喜，被人认可意味着能够生存。后来古代的戏不时兴了，洋人的戏放在荧幕上是很稀奇的。她从山东跑到上海去，也像一出出戏，《夜奔》，《乱世佳人》，后面这部是她后来看的了。
戏上的人风光，或者说耀眼。戏里的一切都是夸张的，比现实要浓烈百倍的悲欢离合，许多人一辈子也就像白水，温吞吞地流过去也没滋味没痕迹，戏里人的生命像怒涛，从舞台拍打到观众的脑海里了。可是，世界上的人终究是太多了，而戏也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所以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活得像戏。很巧合，也不太巧，她就是的。但是你若问她是什么戏里的人物，她也不好说，不像悲剧，她时运很好，得遇贵人，不像喜剧，她自认是个认真的人，不是为了逗人开心的。她演的戏多了，心思渐渐复杂起来，倒不是假戏真做，是她觉得虚浮，灯光一灭，刚才的事全不作数了，她自己需要的还是没有。
一般人都觉得戏子无情，女演员风流，偏她像命犯桃花，结婚离婚几次，和人分手后人又自杀，闹得沸沸扬扬。她自己其实没那么多心思，她就是觉得恋爱是个玩意儿，像个机械鸟儿一样的，放橱窗里好看，自己捏在手里便乏味了。如果他们难懂一点就好了，她可以多观察一会儿那机械鸟的构造。但她是要一直向前走的，不想和他们一起停在原地，任人按动发条才能扑腾起飞。
她又发现了另一个世界，除了戏之外的世界：书的世界。她在私塾的时候还没觉出书的好处，在青岛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才渐渐咂出滋味，她一开始是看看小说，那就是没有面目的静态的戏，后来她看到了一些杂志刊物，看到了一些政论杂文，这好像是有个人站在她面前揎拳攘臂地演说着，甚或伸手推她坠落，让她在眩晕中穿越了昏暗幽闭的祠堂、沉闷华丽的内宅、狼藉糟污的后台......她在上海参与过工人夜校，也蹲过班房，跟在人群里走在鲁迅的灵柩后，在舞台上更是演绎了无数悲欢离合，但她还被那双手推着向不可知的远方，她甫一睁眼，已经换了天地。从西安到了延安，从南方又回北方，从阴丹士林布旗袍到土布制的长袖长裤，从静物水彩般的蓝色苹果到山水辽阔的江上数峰青。
她是演过许多进步话剧和电影的，又入过党了，更有人做担保。延安那时候是许多青年投奔的应许之地，也是欢迎年轻力量的新大陆。他们还是让她发挥她的长处，她的看家本事，只是她换了舞台和观众。她起先还演着最拿手的戏《打渔杀家》，后来觉得戏剧应该“合为时而作”，和几个人改编成了反映抗日救亡的《松花江上》。延安人吃穿艰苦，精气神却足，每到高潮时喝彩如雷。台上引人瞩目，台下她却是“静言思之”，因为此前读的书只能推她到这里来，接下来又是茫茫无可依。好在她不必“秘密结社”，在山东、上海被禁忌的话题可以公开讨论，还有就像梦想成真一样，她只在报纸上看过的人赫然在她面前了。
第一次听任润芝作报告，她记得清清楚楚，她去得很早，坐在前排，四周没有熟悉的面孔，她也并不在乎，只是紧紧地攥住手里的笔，仰起脸凝望着台上，胸腔里心跳得很快，和她在上海第一次演话剧前的频率一样。她不知道等了多久，只听到周遭人的声音静下来，任润芝穿着一身堪称破旧的衣服走到了台上。她全神贯注地盯着任润芝，那时她没想到这种注视会延续那么多年。此前任润芝对她来说几乎算是神话人物，也可以说是戏里的人物，她从报纸上看过“共匪女首任润芝”，从黄敬、夏衍那里得到过她的著作和吉光片羽似的印象，她偶尔会对比自己，在她辗转于一个个舞台、受扰于花边新闻时，任润芝却带领军队在边境荒蛮之地行军，她无法想象，同样都是女人，任是怎么完成一个摩西分海般的奇迹，怎么在男人中身居高位脱颖而出的？用她浅薄的经验是无法想象任润芝所受的困难和磨砺的，往戏剧和书里也找不出第二个任润芝了，穆桂英、秦良玉都是封建时代的女子，和任怎么可能同日而语呢？她的心里只有一种震动，任润芝打破了她许多固有的认知，在她脑海中另辟出新的天地。她之所以来延安，冥冥之中也是在追随她的脚步。
而现在，这个重塑她的人就站在她的面前。任润芝看着很普通，甚至有些像上海租界富人家里的女佣似的，况且寻常上海娘姨也是清清爽爽，不会像她这样蓬着一头乱发、衣上打着补丁便上台的。但任润芝看起来很年轻，她年过四十，又久经战火，按理说应当是憔悴不堪，可也许是圆脸的女人不显老吧，还有她那双圆润明亮的眼睛，让她还像个活力十足的少妇，甚至在她那慷慨激昂的手势中，隐藏着男人、或者说是少年般的气概。任润芝讲话的内容深入浅出，以十分通俗的语言诠释了复杂的理论问题，她忙不迭地做着笔记，因为想看着她，便记得飞快，手腕都有些酸痛了。一个想法忽然孳生，台下这么多人，如果她能得到台上人的注视就好了，她看着她那么久，只希望得到一个回顾......
耳畔的鼓掌声哗哗不绝，打断了她的幻想。她望着任润芝离去，又低头看了自己的笔记。她从小就是一个执着又倔强的人，父亲打她，她便发誓一定要逃出父亲的掌控，剧团里的人以为她是北方人不能受观众欢迎，她便赌咒一定要让全场为她喝彩。她只要想做的事情，最后都是能成功的。所以她暗自许愿，她这个愿望一定要实现。
自那之后她愈发活跃起来，不仅是在任润芝讲话时抢坐前排，此外也注意和其他党员加强联系，比如她的同乡张宗可，她之前虽未见过他，但听说了他的籍贯，便主动和他交流，中国人注重乡谊，张宗可又见她是“上海来的明星”，却作风朴素、积极上进，便也关照着她。她旁敲侧击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张宗可了然，笑道：“想向主席靠拢，是许多同志共同的心愿，你呀，正好又有特长，应当利用起来，也好让主席注意到你。”
经此点拨，又有襄助，一次任润芝出席的文艺演出上，她连演了两场戏，有一场正是她当花旦的《松花江上》，她演得格外卖力，本来音量较小是她的弱项，她这次拼命地提着嗓子，好几次险些有“井底引银瓶”之感，似乎要喊破了喉咙。终于她的苦心有了回报，张宗可说，任润芝问那个萧桂英是谁演的。
她胆子大，开始向任润芝请教问题。又给任润芝的警卫员递票，说：“请你和主席来看我的演出。”任润芝真的来了，坐在第一排正中。她对自己是自信的，但真到了心愿实现时，又不免紧张、激动起来。她还是全神贯注地凝望着她，任润芝在和旁边的人说话，她可不清楚她为了这一天付出了多少。她的心跳砰砰如鼓，她深吸了一口气，却发现任润芝终于正过脸，带着一丝微笑地看向她。
他们都说她表演得好。她却忘记她那天表演的是什么了。也许还是《松花江上》？那都不重要了。
任润芝是很平易近人的，对她这样一个千里迢迢奔赴延安的女孩，就更带着些亲切与温柔。任润芝问了她的年纪，开玩笑道：“我都能做你的母亲了。”她问的问题太多，任润芝就让她到杨家岭去。
任润芝的住所陈列简单，桌上摆满书籍文件，有些凌乱，连床铺上都有几本书。任润芝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似的，说道：“近来事情太多，我不喜欢让警卫员收拾屋子，就委屈你来这陋室了。”她脱口而出：“我帮您收拾屋子，行不行？警卫员是男同志，肯定不如我细心。”任润芝犹豫了一下，说：“你是来做客的，不用干勤务员的活。”她忙道：“不，我是您的学生，学生为老师分忧，这是我的荣幸。”
任润芝见她一脸执拗，也只好依她。她从小干活，手脚利落，又爱干净，很快就把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简直像个新娘的洞房一般。此后，她每个周末都会上杨家岭，问任润芝几个问题，再帮她收拾屋子，有时候还给她抄写些东西。
其他人见她“攀上了主席”，不免有些羡慕，或是嫉妒，就有些风言风语，说她从前在上海是怎么不堪的。她知道了，虽然有点生气，但更多的反而是得意。张宗可见她和主席关系密切起来，便请示主席，把她调去当主席的生活秘书。
她的生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她也看到任润芝不为外人所知的一面，尤其是在1939年任润芝怀孕后，她能看到任润芝的烦躁、不豫和脆弱。直到1940年，李讷出生了。这是任润芝和林育容的女儿。林育容身体不好，任润芝年纪也大了，生下这个女儿当然是十分欣喜。她知道，任润芝和第一任丈夫、烈士蔡和森的两个儿子，和第二任丈夫、被逐苏联的失败领袖李隆郅的女儿在苏联，只有这个女儿在她的身边。任润芝工作繁忙，林育容也无暇照管女儿，她虽然年纪轻轻，但也担负起了保姆的责任。任润芝为了安全起见，给女儿取名没有用林育容和她的姓，而是用了一个常见的姓：李。她觉得很巧，她本姓李，于是冥冥之中又感觉和这个主席的孩子有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缘分。她看着襁褓之中的婴儿，不禁想起了许多年前她和前夫唐纳的流产的孩子，心里的爱怜更深了。
任润芝怀孕时没有剪发，待到生产完毕后长发已是将近及腰，显得她更加年轻了。任润芝觉得长发不方便，便要剪去，她却心疼起那一头又厚又黑的长发，说：“主席，让我给你编一次辫子再剪，行不行？”任润芝笑道：“我这把年纪还编什么辫子？”她恳求：“您的头发多好看啊，我给很多女同志都编过辫子，我想给您编很久了，看在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就当是奖励我一次吧。”她只要一认真，任润芝拿她就没办法，可能任润芝真像她自己曾经说的一样，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女儿。任润芝勉强同意了。她又说：“主席，您太高了，您坐着，我来编。”任润芝从善如流地坐下来任她摆布。她的手指捋过她厚厚的头发，按到了她的头皮。她再次紧张起来，手指都有点不听使唤了，又担心力气太重，扯痛了她的头皮。任润芝的住所里没有镜子，也幸好没有镜子，不然她怕她就能看到她的脸红了。她竭力驯服着自己颤抖的手指，就像驯服一匹骏马。小李讷就在一边静静地睡着，任润芝也没有说话。她分开她的头发，看到了任润芝光洁的脖颈，闻到了她身上如雨后甘草般淡淡的香气。她终于编好了辫子，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她感觉指尖触摸到了柔软细腻的肌肤，但也许那是头发。她轻声说：“主席，我扎好了。”任润芝没说话。她绕过来一看，发现她居然睡着了。任润芝闭起了那双如寒星般明亮、又如秋水般深沉的眼眸，她才发现她的睫毛很长很密，就像柳树的叶子，延安很难见到如此秀丽的景象。任润芝太疲惫了，她想。她继续凝视着任润芝，她发现她的脸上确实有着明显的岁月的痕迹，她的皮肤有着纹路，就像黄土高原上的沟壑，但她睡着时那么宁静，配上她为她编的长辫子，又像一个姑娘。她突然有点可惜，她出生得太晚了，遇到她也太晚了，她无缘亲见任润芝的青春年华，她们之间隔着二十年的距离，那意味着她遇到的是早已成熟的任润芝，而任润芝见到的还是未完成的她。不过，她的生命能由任润芝塑形，已经是幸运了。
李讷后来问她：“江妈妈，你怎么不成家，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呀？”她给的回答有好几个，有时候说，她不喜欢追求她的男同志；有时候说，她觉得党的工作比个人生活重要；有时候说，因为她身体不好不能要孩子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不想再结婚，一是不想把命运和另一个男人捆绑在一起，并成为这个男人的附庸，二是因为不想调离任润芝的身边。换句话说，就是她已经把自己捆绑在了任润芝身边，她只想做她的附庸。她甚至想到过，假如任润芝是个男人，她会嫁给他的，不顾一切，像当年让任润芝看她一样。但不是一辈子甘愿做保姆的那种依附，她更像是用这种方式追随她。东方红，太阳升，她是天上的云中鹤，她要飞向太阳，做她忠实的战士和学生。她并不是一厢情愿，任润芝也需要她，在整风的时候，嫉恨她的人又翻起三十年代的旧账，她因为太害怕，口不择言地对任润芝说：“他们反对我，是想借机反对你吧。”任润芝最讨厌别人流露出“倚仗”她的意思，当时就生气了，说她没问题又何必心虚。她躲起来哭了两天，以为自己完了。可任润芝抱着李讷找到她，温柔地向她道歉，对她说：“你走了以后，小李娃直哭，桌子也没人收拾，你既然没问题，就赶快回来吧，我和女儿都想念你。”她破涕为笑。任润芝还开玩笑说：“你看，我们就像凤姐和平儿，宝玉和晴雯。我可少不了你这个贤内助呀。”
一路上，她一直跟随着她。胡宗南大兵压境，任润芝让她走，她坚决不过黄河。李讷都被邓颖超带走了，她还陪在她的身边。从延安到西柏坡，再到北平，那个后来改名北京的城市。直到任润芝住进中南海，李讷上中学了，李讷的弟弟也不需要她抚育。她是有志向的，想要发挥自己的能力，就在中宣部电影处任了个处长。她搬出了中南海，临行前，向来爱开玩笑的任润芝却没说什么，只是沉默地拉着她的手。她都懂得，她有些难过，任润芝舍不得她走，任润芝是个重情念旧的人，但她知道她，她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了，到她人生的下一个舞台。
她还是爱看戏，爱看电影。新中国建立了，工业大发展，生产大发展，可是电影却不尽人意。她看了香港电影《清宫秘史》，很不满意，看了大陆摄制的《武训传》，更不满意。文艺领域落后于意识形态，作品传达的内容可是会影响人民群众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发表好几年了，文艺界却没有多少人真正地领会到讲话的精神，还把封建地主的一点假仁假义看得比真金还要重！她向任润芝反映，任润芝赞同她的观点，还同意了她去山东调查武训的历史。她还去参与土改，可惜因为身体原因，她病倒了。在任润芝的关心下，她去了苏联治病。
直到1954年，她身体养好了。她一直惦念着文艺领域的问题，偶然看到《文史哲》杂志上批评俞平伯的论文，觉得写得很好，便抄送给了任润芝。任润芝也觉得这文章不错，就让她转告《人民日报》登出此文。周扬、冯雪峰却不以为然，把此文弃如敝履般抛给了《文艺报》。她又向任润芝报告了他们的轻慢，任润芝很不高兴，她最反感身居高位者对布衣少年的漠视甚至阻拦，还写了篇文章批评。任润芝此时已有退居二线之想法，对日常工作逐渐放手，但经过她的几次报告，任润芝仍有担心，对许多事务是欲放而不能。她是“小人物”，往往能注意到大人物看不到的细节，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细节最是要紧。她又机敏，算得上一个合格的哨兵。1956年，任命主席秘书时，任润芝一开始提名了四个。周翔宇觉得女同志更方便，便建议加上她。任润芝同意了。借着这个机会，任润芝颇为用心地培养、教导着她，看到许多文件文章会让她阅读。
文章之外，复杂的政治生活更能锻炼人。从前在延安，她感受最深的也就是整风那一阵子，并且她还处在任润芝的庇护下，并未受太多风雨侵袭。战争年代，虽然艰苦，党内却是高度团结的。和平之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她才发现打天下时期的危险是明确的，坐天下时期的危险却是更加隐蔽、捉摸不定的。矛盾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矛盾的主次方面也会相互转化，党内的矛盾现在是非常突出的。庐山会议又暴露出一个反党集团，彭石穿本是抗美援朝的首功之将，如今却不能跟上主席的思想，甚至私下串联，大显其谬。她在任润芝身边，自知已身陷漩涡，但她只立定一个主意，就是紧跟主席的脚步，她前进的方向就是主席所在的方向。国内国外波诡云谲，庐山上下风起云涌。她长期被人拍摄，如今年纪也大了，不想再成为聚光灯下的角色，而是想换个视角，去把握摄像机，以自己的想法定格景象。她拍了一张照片，庐山上云雾缭绕，深绿的松树却巍然不动。任润芝赞许她的这张照片，还写下一首诗：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她听得出任润芝的勉励与期冀，她自己的名字里有岿然的青峰，有振翮的仙鹤，她发誓她要做到苍劲从容，要立于峰尖看遍风光。她自己写：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北京不是一个供她搭班导演的地方，和年轻时代一样，上海才是她崭露头角、尽显峥嵘的舞台。她在北京看了《海瑞罢官》，失望极了，文艺界还停留在五十年代，不，三十年代的水准。北京却没有多少人支持她，周扬之流是安于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宫廷演绎的。她南下赴沪，感受到别样的、新鲜的空气。华东局、上海市的第一把手柯庆施提倡文艺创作的“厚今薄古”，呼吁大写解放十三年。她下榻锦江饭店，和柯庆施交流得很融洽。柯庆施是老革命，对事情的看法直击本质，也启发了她不少。此外，柯庆施身边的上海市宣传部长张春桥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张春桥戴着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但并没有腐儒之气，倒是对事业颇为热忱。
在上海，她决心“大破大立”，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创作。她不满意廖沫沙对《李慧娘》评论的所谓“有鬼无害”，上海的《文汇报》成为与北京的《人民日报》对垒的阵地。任润芝批评了《人民日报》。涤荡文艺界的封建遗毒，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需要可供学习参考的样板，不能让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旧花样占据舞台了，革命英雄才是时代的先锋，应当在戏剧中展现出阶级立场，一百多年前的《国际歌》立场多么鲜明哪，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竟还没有这样的艺术作品。她在柯庆施的支持下，又将《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等剧目改编为京剧。她把这几部戏抓得很紧，因为要为新戏剧树立样板，对唱腔、台词、走位、演员表情乃至舞台布景颜色等细节要求到苛刻的程度。她的付出是有回报的，后来1969年的国庆阅兵上，八个样板戏方阵在她眼前行进，李铁梅高举的红灯闪耀，吴琼花紧绷而有力的身躯像把拉满的弓，她不由得露出了笑容，和着山呼般的口号声鼓起掌来。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无奈何。她忙着抓京剧革命，但支持她搞京剧革命的柯庆施却意外去世了。她虽然哀痛，但也庆幸柯老虽死，她通过柯老认识的张春桥，通过张春桥认识的姚文元都是难得的人才。此前周扬、林默涵不理会她，她对于《海瑞罢官》耿耿于怀，但自知独木难支，便向张宗可求助。张宗可对于文艺亦是保持高度的敏锐性，此前批过反党小说《刘志丹》，张认为《海瑞罢官》其中也有着路线错误的问题，吴晗明写嘉靖罢海瑞的官，暗讽主席罢彭石穿的官。她借助上海的地利人和，支持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任润芝对张宗可和她的想法本是不予置评，但看了文章，倒是夸赞了一番，又意味深长地说道：“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北京的王若水、戚本禹加入行列，直攻“要害”，却又被中宣部的“大人物”压下不发。她本就不屑于北京官僚的作派，又有任润芝的默许，便一鼓作气，借着姚文元的笔向“大人物”进攻。
她面对的是北京官僚，任润芝面对的则是一个抽象的问题，承平日久，人心生逸，任退居二线后，一线的刘、邓并不那么注意阶级斗争，苏联的修正主义更是提供了反面的镜鉴。任润芝是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更是注意意识形态对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她是任润芝的前哨与探测器，反映给任润芝的信号展示了情况的严峻性。她的同伴不多，任润芝更是“曲高和寡”，一个主席的秘书的力量太小了，在任润芝的引导下，一个有实权、有地位的人物和她合作了，那就是接替彭石穿的国防部长、元帅林育容。
她忙着审阅、修改《林育容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北京方面，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针对她和姚文元，拟定了《二月提纲》，还讽刺姚是“学阀”。任润芝对彭真等人彻底失望，批评了《二月提纲》，并要求发布一篇撤销《二月提纲》的通告，成果就是闻名后世的“五一六通知”。原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被废除，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诞生了，她和张春桥都被任命为副组长。当时她欣喜若狂，自觉这一天是她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天。她的预感是正确的，自那之后，从云雾中潜行的鹤扶摇直上，她不是任人观赏的花旦，也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小秘书，而是一鸣惊人的“为人民立新功”的旗手。
北京大学发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清华附中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陈伯达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任润芝到杭州、长沙、南昌四处巡视、讲话，又回到韶山，在滴水洞给她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有辩证法的意思，是向她表明手段与目的。任润芝还流露出忧虑，“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她对林育容甚至都是谨慎的，却这个比她年轻二十岁的学生和下属袒露心扉。她想过，或许是相伴多年建立的信任，或许是女人之间心照不宣的惺惺相惜，或许是任润芝也知道，她虽然追随她，但并不是把她当成神祗，在延安整风后，任润芝被塑造成高悬中天的太阳，而人对太阳是崇拜、敬畏的，那也意味着远离，只有她像伊卡洛斯一般，但她并不畏惧因为靠近太阳而燃烧羽翼。任润芝自陈她“准备跌得粉碎”，她发誓，如果有这样一天，牺牲她能保卫主席，哪怕暴虎冯河、身入深渊，她也毫不犹豫、在所不惜。
刘邓大搞“工作组”，实际上是压制学生起来造反。任润芝久有不满，批他们“怕民主”，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受刘邓压制，北京依旧“落后”，上海又打了头阵，工人造反夺权，张春桥虽受冲击，但最后还是联合王洪文，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字未能保留，但它传递出了振奋人心的革命精神。后来她被指斥搞“上海帮”，她觉得这其实没什么好辩解的，上海是全国第一个造反派夺权成功的城市嘛，人以群分，她和上海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也就理所当然地聚集在一起了。
文化大革命是前所未有、开天辟地的大革命，要彻底批判、打倒封资修，必然要使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被扫除的“害人虫”攻击那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却不知要创造一个新世界，本就需要破坏一个旧世界。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里，她就点出了十七年文艺黑线的问题，她竭尽心力树立样板戏，希望重开生面，把人民群众的地位从舞台上显现出来，把历史的唯物主义本质反映出来。文艺界还是有许多人不理解，而她复杂的身世和经历又被不怀好意的人诟病，四五十年代就有人写信“揭露”她的“丑恶面目”，她那个给国民党当过官的哥哥也是她的政治包袱。文革时为了扳倒党内的当权派，往往追究他们变节的历史，以此否定他们的纯洁性与党性，让他们丧失身份上的合法性。她承认，她、张宗可、张春桥确实用这种手段打倒了很多人，而这种方式也如回旋镖一般刺到她自己身上。她确实被捕入狱，为了尽早出来，她说了违心话、做了违心事，但在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上怎能有明显的污点呢？她就让人严查、追回她三十年代在上海活动的证据和后来写给别人的书信。可是，她也很难料到下面的人借她的名义做得那么过火，她一向是信奉任润芝所说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后来因为造反派被保皇派压制得太厉害，她提出了“文攻武卫”，重点也在于文斗，但群众运动从运动群众开始，“怀疑一切”、“全面内战”这样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思潮使得许多人丧失了理性，闹得天翻地覆，使无辜者家破人亡。
运动形势最复杂的三年过去后，被破坏的生产生活亟待恢复，任润芝重用军队力量维持稳定。她和林育容本来就是在任润芝的需要下才组成的合作关系，实际上在讲究革命资历的党内，林育容及他的军队势力对她和张春桥、姚文元极为轻视，她在看过任润芝的信后，也对林育容这种为了打鬼请来钟馗的方式不以为然，况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越来越感受到林育容的内心想法和任润芝并不一样，林育容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工具，而不是目的与理想。她尤为反感的是他甚至对主席表里不一，“急用先学”是表，“政变经”是里。任润芝和林育容在城楼上、报纸上靠得越近，思想上的距离就越来越远。她曾经见过他们夫妻和睦的时候，任润芝指点江山，林育容不喜多言，一个说，一个听，在抗大时任润芝在主席台上，年轻的抗大校长和学生一样坐在下面认真聆听着，任润芝讲话完毕，他第一个热烈地鼓掌，像星火燎原般点燃全场的热情。还有任润芝刚生完李讷时奶水不足，延安物资紧张，林育容这样一个不理庶务的人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奶粉。邓颖超给她讲过林任是如何在一起的，他们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在爬雪山、过草地时，他是护卫在她身边的鹰。李隆郅一去苏联不复返，她就给李发去了要求离婚的电报，其时李在苏联有了新欢，便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不知林育容和她说了些什么，总之她知晓了这个年轻英俊、对她忠诚的小林是喜欢她的，他们很自然地结合了。他们的感情曾经被许多女同志所羡慕，如果不是任润芝反感针对个人的过度宣传，很多文艺工作者会讴歌他们的爱情。被这样一对夫妻，竟然也会分道扬镳、形同陌路。她有些恻然，想到她自己和黄敬、和唐纳，曾经也是有过感情的，只是任何事物都不是静止的，一切都在变化中。
文革初期存在两个司令部，林家内部也分化出两个司令部。李讷视她如至亲，又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正抖擞精神准备大展身手，先在《解放军报》造反夺权，又到中央文革小组来当联络员，和她同住在钓鱼台。李讷的弟弟林立果则紧跟军队派，对她很不客气，有时连表面上的敷衍都不愿意做，因为这个，他还被任润芝批评过几次。他的脾气结合了任润芝和林育容的拗和傲，被批评后更叛逆了，被空降到了空军作战部当副部长，也未见出有什么英明，下面的人却把他吹成“超群之才”、“第三代接班人”。她觉得物极必反，任润芝改她的文章《为人民立新功》时举了触龙说赵太后的例子，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否则，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任润芝对小儿子也是一半心疼一半无奈，她的大儿子死了，二儿子疯了，这个小儿子出生后也没有被她亲自抚育过多久，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纵容着林立果。可是，在1969年庐山会议上，张春桥和陈伯达针锋相对，他们之间的嫌隙彻底撕裂，无法弥合。任润芝厌憎虚名，对“四个伟大”的溢美之辞、“国家主席”的至高头衔都不屑一顾，军队派却生怕她不设国家主席，念念不忘接班人的地位，九大上又和张春桥爆发了争执。任润芝此时是将天下为棋盘，将各方势力为棋子，在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结果之前，她不会让棋局结束。眼看一方咄咄逼人，任润芝又站在她和张春桥一边，接着去南巡，敲“军阀”的警钟。她后来才知道，林立果这个愚蠢狂妄、自私忤逆的不孝子还在列车上动了手脚。幸好任润芝心存戒意，改换行程。事情暴露，林立果又出昏招，带着父亲仓皇逃离了母亲。林育容是湖北人，任润芝喜欢拿人的籍贯和姓名开玩笑，得知三叉戟坠毁，林育容身亡，曲笔改写杜工部的名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育容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但此诗感情复杂，杜甫哀怜昭君，任润芝和林育容注定分裂，但结局如此凄惨，又荒唐得可笑，当事人焉能不悲？
钓鱼台离中南海菊香书屋还有着距离，她也不清楚任润芝在得到林育容死讯后的情状，但她非常担忧。林育容死后任润芝首次露面，她心中的担忧更加浓重了起来，她的老师、她的领袖、她的偶像面目疲惫、衰老，和寻常老妪没有区别。任润芝明显动作迟缓了，眼神浑浊了。她曾用手指梳理过的又厚又黑的长发大半变为白发，但她触摸过她的手也变得干燥僵硬，她也老了，她比当年的任润芝还要大了。她十分纠结，一方面，是时隔多年再次见到任润芝如此脆弱的一面，她又大胆地认为她是能理解她的，她们都是女人，都是有着不幸的婚姻，又跨越了婚姻的泥沼的女人；另一方面，她又在说服自己，她应该毫不动摇地相信任润芝，任润芝怎么可能和她一样，任润芝是这个世界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坚强的女人，没有东西能击垮她。她相伴任润芝多年，对任润芝有着坚实的了解与信任，但别人不一定如此，这件事对民众的思想冲击太大了。
毕竟这不光是他们夫妻的家事，更是伟大领袖和伟大领袖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被钦定的接班人之间的国事，是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猝不及防的转折点。
事情还在起变化。邓希贤从江西发出了信，任润芝批复了他，带有安抚之意。“二月逆流”不复存在，老将们只是被“林育容反革命集团”迫害了而已。工业上进口外国的技术设备，外交上逐渐收起了一面出击的拳头。任润芝会见尼克松时说：“我是喜欢右派的。”但这些事情在她心中引起的波澜都不如任润芝突然休克激发得大，医生报告给她任润芝的症状，她一开始还不敢相信，主席六年前还能泅渡长江啊，怎么就突然休克了？还是照顾主席的张玉凤向她解释，她才知道这是真的。她比主席年轻，却觉得自己不如主席健康，她对住宿环境非常敏感，就是因为她身体脆弱，禁不起刺激，而任润芝惯于简朴，似乎没有什么能妨碍她。一想到可能要失去主席，她惶恐不安，如同失去庇护的雏鸟，失去怙恃的幼儿。
她当然已经展翅高飞了，她的声音都传遍了大江南北，但那是因为她擎的是任润芝的旗帜，传达的是任润芝的思想。围绕在她身边的人，也都是满怀着对任润芝的忠诚。她是京剧的总导演，是政治舞台上风头显赫的名角，但政治舞台的幕后老板如果走了，台就塌了。她试图自己组建班子，她当然是很有野心的，她不避讳这点。
偏偏什么时候都有人和她唱对台戏。在三十年代，王莹和她争演《赛金花》，她技不如人。在六十年代，彭真他们压制她，她靠着主席的支持掰回局面。现在任润芝要再选接班人，她起先指望张春桥，但张春桥是个积怨甚广的文人，服不了老干部的众，任润芝对上海造反司令、工农兵出身的王洪文颇感兴趣，她察言观色，便和王洪文密切了联系。但同时，邓希贤复出了，还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她和邓希贤最不对头，她早就提议过开除邓希贤党籍，邓希贤如今回朝，自然不可能和她虚与委蛇。邓希贤性格强硬，她也是被任润芝谑为“晴雯”般的泼辣人物，两个钢铁公司硬碰硬。在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她向邓希贤发难。邓希贤面带冷色，不作回答。她一再逼问，要他表态。邓希贤才说道：“你把态度强加于人，不容许别人反对，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种行为，有负主席对你的教导。”她气得站起身指着他，尖声道：“你这个走资派、赫鲁晓夫也配说我有负主席？”邓希贤看了她一眼，慢条斯理说：“江青同志，主席所说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也忘记了吗？我已经认清了自己的错误，我也是经过主席同意才能坐在这里和你开会的。你给我扣上帽子，是反对我，还是反对主席的意见呢？”她无语凝噎，双目怒瞪着他。邓希贤其实一直被任润芝保护，他复出还被任润芝称为“请回来一个军师”，这个军师背后还有军师和靠山，那就是任凭风吹雨打也自岿然不动的周翔宇。
刘邓的修正主义被批判过，周翔宇的“中庸之道”还没被揭露。她心知只攻击邓希贤还不够，要把周翔宇也扳倒，才能彻底挖掉另一个司令部的根基。任润芝对周翔宇虽然多有敲打，使他时刻担心自己的“晚节”，但周翔宇曾经还是任润芝的上级，在党内拥趸无数，在民间美誉流芳，更重要的是他行事谨慎、能力拔群，像胶水一般，在粘合各派势力、达成政治平衡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任润芝不可能像对待彭石穿、刘渭璜一样对他。她不一样，她是无所畏惧的，反正她无夫无子，全靠主席赏识才能走到今天，舍得一身剐，敢把周公拉下马。在她示意下，“梁效”、“罗思鼎”在批林批孔之外又批周公，后来增批走后门。任润芝反对她“三箭齐发”，把走后门按下不论，实际上是保护子女走了后门的叶沧白等老干部。
暮色苍茫，年迈的任润芝让她看不透了。任润芝熟读二十四史，南面之术信手拈来，纵横捭阖、分权制衡，不过举手投足之间。任润芝长久以来，对她都极尽包容，教诲她时也如慈母一般。自邓复出以后，对她却不耐烦了，或许是厌倦了她，觉得她无用，或是以为“朽木不可雕”。任润芝此前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搞修正。”她还以为是批周翔宇，结果她也落得一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批评。她不敢再写信了，想着见她，任润芝冷淡回复：“不见还好些。”她和张春桥、姚文元本就是经过默许的、同一战垒上的战友，起初是为了保卫伟大领袖而靠近的，虽然她现在又拉上了王洪文，主观上确实有“组阁”的想法，但那也是为了保卫主席的路线，总比搞修正主义的邓希贤强吧，可是主席现在对她搞“四人小宗派”多次批评。四届人大即将召开前，她担心人事安排被邓希贤影响，让王洪文去长沙见任润芝，结果王洪文也灰溜溜地回来了，没得到圣旨，只落得申饬。邓希贤当上了第一副总理，排在张春桥前面。任润芝的变化莫测、态度反覆，让她终于感受到田家英、王关戚当年秋扇见捐般的委屈。任润芝是辩证法的大师，极擅“否定之否定”，都已经把66年她金口玉言的“全面内战”改换为了“以安定为好”，那么她一个任其驱使的马前卒被丢弃，又何足为奇呢？
可是既然她登上舞台，走到这里，就不可能轻易下去的。她想见任润芝而不得，只能借着张玉凤、王海容、唐闻生传话。她对小王小唐说：“你们要把我的话报告给主席，邓希贤不是说‘永不翻案’吗？如今翻案翻得厉害，前几天打着主席指示的幌子，说军队搞派性，他自己就搞派性呀！政治局里有几个人糟得很，马上就要变成邓氏的独立王国了……”任润芝闻言不喜，还说她只看得起她自己。她心里的委屈膨胀到极点，当年舞台上的娜拉毅然出走，如今的文艺旗手不顾一切，飞往长沙去找任润芝。她独自前来，差点没把张玉凤吓一跳。她和张玉凤说着话，情绪激动了，声音不觉提高了。门里的任润芝都听到了，说：“江青，你进来吧。”张玉凤把门推开，她有些得意地走进去。任润芝坐在沙发上，面色憔悴，她看着心里又难过了。任润芝说：“江青，我不让你来，你怎么非要来呀？不告而入嘛。我眼睛虽然坏了，耳朵还能听到你在外面唱戏呢，对工作人员要尊重一点。”她辩解道：“我很尊重小张的，是我一激动，吵到您了。我想着写信总是说不清楚，我想向您反映……”任润芝打断她：“你写的够多了。对你的意见，我还是那几条，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自作主张，有意见要和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啊，你江青自以为是左派，其实是‘帽子工厂’，你这样下去不好呢。”她涨红了脸，当面又被批评，心里又气又恨。难道以前的工作都不作数了，她在主席心里只有不好了？她说：“主席，我已经在极力改正了。”任润芝说：“读一读《资治通鉴》。武则天一死，太平公主好景不长了。我死了，你怎么办？”这正说中她的心病。任润芝说自己疲惫，就让张玉凤把她“请”出去了。门在她眼前关上，她却听到任润芝说：“小张，给我放首《满江红》吧。”
她读了《资治通鉴》，认为太平公主没有在武则天在世时打倒敌人、造势称储，安于一个镇国公主的头衔，而不想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曾经张宗可告诉她，要利用自己的特长，她一直记到现在。她有“笔杆子”，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是思想上的斗争，她沿袭此前斗争方法，借主席评价《水浒》之机批《水浒》要害在于架空晁盖，又让张姚写文批“经验主义”。可任润芝却说“真懂马列的不多”，不赞成张姚，反而说“江青就是一个经验主义者”。
局势波诡云谲，变化猝不及防，任润芝的侄子任远新被调来当了任润芝的联络员。任远新丧父丧母，自幼被她照看，和她关系亲密。由于任远新站在她这边，她和邓希贤所屹立两端的天秤又偏向她这一方。
任远新向任润芝报告，邓希贤不注意反修正主义，大搞右倾翻案风。任润芝虽然较文革初期有所妥协，但始终把文革当成不能放弃的任务，邓希贤如果要翻案，要背离文革路线，是她无法容忍的。邓希贤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大行翻案，又以刘冰攻击迟群、谢静宜为手段，和她对峙。任润芝通过任远新，批评了刘冰，也就是要清算右倾翻案风了。邓希贤被批判，也不能做“桃花源中人”了，改做检讨。她心情大好，原本的阴霾一扫而空。
任润芝患眼疾后，喜爱听曲，让人把一些古诗词谱上新调。她那天听的《满江红》就是其中之一。诗以言志，词以抒情，任润芝听的那些诗词多是苍凉沉郁的，述及兴亡变乱。借着作自我批判的名义，她在碰壁后依然没放弃去中南海找任润芝，任润芝态度有些软化。她听到一首曲调激烈的曲子，夸赞了几句。任润芝给她一张手书的字条，抄写的是那首曲子的词：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君且去，休回顾。
字条上的字较任润芝往昔遒劲潇洒的字体显得松散无力了许多，只有最后六个字格外修长凌厉。她查了一下，发现这首词是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原词里的最后六个字是“举大白，听金缕”。任润芝改的词定然是针对她的，她还是认可她的，她要她义无反顾地向前，那么她就听从老师的教诲。
身负沉疴的周翔宇于1976年1月8日逝世，她百感交集，周翔宇曾经对她有过关爱，虽然因为路线之争，她是立志在政治上打倒他的，但政治上的死亡和生理上的死亡不同，况且她想到了任润芝，她对他的死亡不禁有些恻然，不过，这些情感很快就被政治矛盾给冲淡了。死人是活人的工具，尤其是在政治上，一个人可以死去后继续发挥作用、起到影响。科委、七机院的人哀悼周翔宇，以此表达他们对中央文革小组和文革的不满。哀悼活动发散开来，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放置花圈、散播诗歌，内容都是借哀悼之名而攻击的。她让人查抄给她，她打开一看：“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武则天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她气得把纸一揉，掷到了地上，大声说：“反动透顶！这是《571工程纪要》才有的语言，恶毒攻击主席！”
这群人背后定然有人指使。他们不光攻击她，还鼓吹邓希贤。事情越来越严重，有人在天安门广场上打了民兵，还有烧东西、纵火的。她让任远新报告主席，任远新带回指示。解放军、民兵正式对天安门广场的人采取行动，逮捕了一些乱写诗的大学生。邓希贤的职务被开除了，但保留了党籍。她并没有获得完全满意的结果，邓希贤离场了，上台的不是她的人，而是因表现老实被任润芝看中的苏铸。
这一年是注定不平静的一年，也是她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古代称帝王之死为“崩”，山陵崩塌，江河逆流，天地为之变色。社会主义国家不信奉唯心主义，古代的说法被“破四旧”破除了。朱玉阶去世，不久后，唐山地震，损失惨重。冥冥之中，全国上下被隐形的不安所笼罩。他们不能说“预兆”，不能说“谶纬”，于是在无言之中，不安的情绪像下雨前沉闷的空气一样弥漫着。她记得很清楚，地震前，她站在庭院里眺望远方，一群鸟忽然急匆匆地飞过天空，她竟然看出了仓皇。
任润芝曾多次谈及死亡。她在1971年后，心里其实已经做了准备，世间没有不死之人。任润芝这几年身体很不好，眼病被医治好了，但喉咙又出问题，说话都不清楚了。她想多见她几面，可是任润芝早就厌烦她了。她通过张玉凤、任远新探听一点消息，也不能作为慰藉。任润芝让人去给她读书，她就也让人给她找来一些书，都是主席曾经提过，或者让她读的。她打算指导拍摄几部电影，一部《四渡赤水》，演主席的特型演员她挑不出来，女演员大多漂亮但没有神采，内中一个女孩子，面带青涩，发辫又粗又长，引得她多看几眼，但这女孩对上她的视线，吓得发抖，她生气了，说：“一个个怯生生娇滴滴妖调调的，哪里像主席？”她还在找演员，这时候，这一年最大的噩耗传来了。
周翔宇的葬礼上，她是第一个到来的政治局委员。她当时想的是人亡政息，而且死亡会把死者带到遥远的彼岸，生者隔着那不可逾越的幽深黄泉，无法看清死者的坏处，只会有种从内心深处升腾起的惆怅和迷惘。平心而论，周翔宇绝不是坏人，还有无数人真心实意地觉得他是完美无瑕的圣人呢，她不屑于这种评价，但她清晰地记得周翔宇对她的帮助：在延安时，她骑马时不小心撞落了对面的周，致使他手臂骨折，她惶恐极了，周却安慰她，没有告诉任何人是她造成了这次骨折。包括她迈入仕途，也是因为周建议她去给主席当秘书而打开了生面。她看到邓颖超眼睛红肿，心里百味杂陈，就去安慰她。邓颖超没怎么说话。那时她还不能完全懂得邓颖超的心情。任润芝的葬礼上，她的眼眶酸胀，却没有掉太多眼泪。那天晚上，她守在外面，心如悬弦走珠，张玉凤推门出来，还没开口，弦断珠碎，她径直冲了进去。她眼前一片模糊，她只听到自己无望的声音：“医生，你们快救救主席，你们为什么不救她呀？！”她扑在那，像拥抱一样，其他人拉都拉不动她。她的嗓子哑了，好像流尽了这一生所有的眼泪，她的心里彻底空了一块。
任润芝死了，最重要的是她的事业不能被人抛弃。那些没有处理完成的问题，已经变成了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地雷。她问张玉凤要主席的手稿，张玉凤十分谨慎，推脱不给。任润芝死后政治局第一次开会，她提出要开除邓希贤的党籍，叶沧白不同意，她铩羽而归。虽然有“按既定方针办”的遗嘱，但怎么办、谁来办，是关键所在。她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要誓死捍卫文化大革命，绝不能让人破坏文革路线。苏铸看似老实，实则外忠内奸，她要求让任远新留在北京，苏铸和叶沧白都不同意。形势严峻，张春桥、姚文元发现了许世友、纪登奎儿子的信件，信中都提到老干部预备发动政变，把他们抓起来。上海是他们的阵地，有大量民兵，但老干部掌握的军队力量更多。她和张、姚、王分头去北京附近活动，并让梁效写文《永远按任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她和张、姚、王商议决定，民兵准备作战，让任远新调兵入京，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她要继承主席的遗志和事业，就要锻炼好身体，留足革命的本钱，她上景山去摘了苹果，心想这是提前庆祝胜利的果实。
成败兴衰，一瞬之间。10月6日晚上，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张耀祠带着她的护士马晓先走了进来，她意识到不对，心头一沉。张耀祠宣布，接苏铸主席命令，她将被隔离审查，她需要交出文件钥匙柜钥匙。事已至此，她不愿露出狼狈模样，就把钥匙掏了出来，又放入牛皮纸口袋里，拿铅笔写下“苏铸同志亲启”，然后递给了张耀祠。她说：“我要上卫生间。”张耀祠点头。她走进卫生间，关上门，刚才平静的思维一下子又混乱了，张、姚、王恐怕已经被抓了。时机不济，无可奈何，此时再后悔没有先下手也毫无意义。她想到任润芝说的话，她还不如太平公主。门被“砰砰”敲响，她没有动。马晓先推门而入，尴尬地低着头说：“江......现在要走了。”她盯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起身跟着张耀祠走了。
审判她的时候，她破罐子破摔，心情倒是很畅快，把想法都说出来，丢人的又不是她，是这些主席一死就搞政变的叛徒！他们把所有罪责和错误都归结于她，把她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杀人无数的恶魔，可是按照这套逻辑，坐在审判席里的人就无辜吗？“君且去，休回顾”，她昂首挺胸、义无反顾地面对他们所谓“义正词严”的审判。
她说：“你们逮捕审判我，这是丑化任润芝主席。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又说：“我就是任主席的一条狗。为了任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任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法庭哗然，她继续说：“战争的时候，唯一留在前方追随任润芝主席的女同志只有我一个，你们躲在哪里去了？”
年轻时她蹲过国民党的监狱，现在她被关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她心情不能说愉快，但她勉力不让自己陷入沮丧，她想到《正气歌》，想到鲁迅写的夏瑜。夜深的时候，思绪更多起来，四周静悄悄的，她感到有点凄凉。主席呀，你当年批评我，可是只有我是你最忠诚的战士，他们都背叛了你……她没人说话，但她从小演戏，后来当“旗手”，沉默是违反她的习惯的，她就自己唱歌，《红梅赞》。
李讷定期来看望她。李讷也可怜，父母已死，自己离婚。她心疼这个孩子，保外就医的时候看到李讷又找了一个伴，是曾经的警卫员，她才放心了。李讷想让她开心，给她用收音机放了京剧。她听到一段熟悉的唱段，是《打渔杀家》。她笑了笑，说：“这是我当年在主席面前表演过的。”李讷说：“江妈妈，我有你年轻的照片，你那时候好漂亮啊。”她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任润芝仿佛在她面前，但这次她凝望着她，还是三十年代在延安时期的样子，她心里叫了一声“主席”，任润芝听到了似的，对她露出了笑容，杏核般的眼睛弯了起来。
她其实还是不够坚强，但一只被困在牢狱里的鹤，不能奋飞，不许鸣唳，经年累月下来，这对她来说比当年直接杀了她要残忍太多。她能看到报纸，所以她看到了国家的变化，邓希贤还是上台了，人民日报不讲反修防修了，满篇的“科学”呀“经济”呀，还有什么“改革”，她嗤之以鼻，不敢提革命，搞什么改革？这不就是走资了吗？被逮捕不要紧，可是全国人民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任润芝的事业、她的理想全部付诸东流了，她又如何自处呢？她自杀过几次，他们不让她去主席纪念堂，不让她组织纪念主席诞辰的聚会，她气极了，但都没死成。最悲哀的是，她得了咽喉癌。医生让她做切除手术，她不愿做。她最重要的就是声音，她不想做完手术后不能讲话。鹤鸣九皋，声闻于天。曾经她声闻于天，声闻于世，如今她是声闻于室，囚室。她试图写一部回忆录，她这部回忆录叫《任主席的忠诚战士》。回忆不下去，她又撕了。她和看守说话，看守开玩笑说：“你这一辈子多精彩啊，和戏似的，可惜你的事情编不了戏。”她努力想做戏的导演，最后还是戏中人，在政治的舞台上，她不能算一个好演员。
1991年5月13日，她打开人民日报，没有心情看报纸上的新闻。她想到二十五年前的事情，她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她一生中最为骄傲与荣耀的时刻。她忍不住在报纸上写下：“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您来了。”
她走进卫生间，卫生间里没有镜子，他们害怕她打碎镜子割腕，但尘埃落定，她知道自己此刻的神色非常平静。她环顾了一下，把毛巾打了一个结，挂在架子上，又拿来一个枕头，踩在枕头上，脚下轻飘飘软绵绵的，像踩在云朵上，她把脖子伸进毛巾打出的结圈里，脚下用力，踢掉了枕头。在那一瞬间，身体晃荡了一下，她感觉自己像飞起来了。青山瓦解，江水冰凝，云中鹤翩然飞去，去到和太阳相会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