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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我说起这一生的故事，我会从1964年的上海说起。那时上海总弥漫着一股石库门浸湿在阴雨中的潮气，夹杂着煤球炉的烟味，街头小贩叫卖的吆喝声。那是一个喧嚣的时代，一个肃穆的时代，街头巷尾的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工厂的汽笛声与不远不近的革命歌曲声交织。那时我十二岁，还住在上海育幼院。院墙斑驳，屋顶的瓦片在雨季总会漏水，小孩们都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补丁叠补丁，布鞋的鞋底磨得薄如纸片。我并不喜欢回忆太不快乐的日子，所以十二岁之前的时光就不多做介绍了。总之，每天清晨，我们会列队在院子里喊口号，唱《东方红》，然后去吃稀得能照出人影的红薯粥。政府有补助，社会上也偶尔有工人或干部组织来慰问，我们算吃百家饭长大的。
如无意外，我已经快到了该上完学去工厂养活自己的年纪了，哪怕我成绩好，脑子算聪明，但育幼院也没有义务单独给哪个小孩供太久。我没有什么期待，而命运的转折就发生在这时候。
秋雨洗练，我记得是刚褪去暑热，开始在雨丝中的凉意里穿上外套的日子。早晨我跟一排小孩在院子里刷牙，由于我年龄算大的，小孩之间往往很自觉的把水沟上游的好位置让给我，这属于孩子王的优待之一，我一向认为孤儿院和监狱在集体相处上有不少共同点，比如对外界压根不算稀缺资源的东西会被当个宝，挪给大家认为是食物链上游的人。
这天就一如往常，屋檐下雨还在滴滴答答，在一片此起彼伏的哗哗刷牙声中我看见有个男人，递给保卫科一张条子后就被放了进来，他显然也被这一溜列队洗漱的场面惊讶到了，又觉得盯着一群女孩子看不太好，扭过头装作若无其事地走了，上楼去了院长室。我暗自感觉有点好笑，这儿很少单独来年轻人，除了视察的领导就多是来领养的年长夫妻。多年后回想起我们的第一面，实在难以算是罗曼蒂克的桥段，他换上当时最体面的一件在部队的常服，但我猜他是来维修什么的工人。他那时很瘦，精瘦干练，显得颧骨有点高，但下垂眼看着很和善，鼻梁又挺，算个俊朗的工人吧。
没过一会儿，小蓉子来叫我，踢踢踏踏地穿着毛边拖鞋跑下楼，不知道是她从哪捡的。她就五六岁，常被院长提溜在身边。她说，三姐姐，院长喊你！我说别着急，我洗完脸就去。唯二比我大的两女孩都已经去工厂了，小孩们还是习惯叫我三姐姐。她神神秘秘地凑上来，踮着脚跟我说，有个大哥来收养小孩了，点名要年纪大一点的。其他小孩都被她弄得很好奇，隔不远地停止手上的动作往这边瞟。
我点点头说知道了，装着镇定，心脏则已经狂跳起来，一般要收也是收能从小养起的，刚刚那人年纪不大，竟然是来收养小孩的，看来之前已经跟院长谈过提了条件。
小蓉子志得意满地走开了，显然要回院长室附近继续偷听墙角。其他小孩呼啦啦围上去，我往反方向走回宿区，给自己换了件洗得蓝色褪白但没补丁的外套，又把辫子重新编了一回。好了，能不能走就听天由命。
推开院长门时，我看那灭绝师太正笑语盈盈地望着小蓉子嘴里的大哥，平常拿鸡毛掸子打小孩打得满院子跑，浦东话骂得鸡飞狗跳，今早还起了个早换了个旗袍。那大哥给她招呼地显然有点不自在，拘束地笑着往后靠，椅背都靠上了书柜门。院长招呼我坐下，说侬搿个小姑娘，磨磨蹭蹭的，让人家同志等多久？
他忙打圆场说没多久，从十七厂走过来热得很，喝杯茶刚好坐着凉会儿呢。
院长拍了下他手背嗔怪道，哎哟，侬勿早点讲！早点讲我直接喊楼下爷叔“哐当哐当”踏部脚踏车来接侬了！
他默默把手缩了回去。
院长扭过头跟我说，三姑娘，快喊王叔叔好，这是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王洪文同志，又是党员，先进的很，还去朝鲜战场打过仗。今天叫王叔叔好好看下你，你也自己看看，愿不愿意同王叔叔走。
我俩单独被留在了房间里。我们都有点紧张，现在回想，不知廉耻地说，更像被介绍见面的相亲对象。他好像说，之所以选年龄大一点的孩子，是因为比较懂事了，他单身一个人，怕照顾不了很小的小朋友，对不起领回去的孩子，院长说我听话又聪明，政治上也放心。我猜这句话是指我父母作为贫农已经死了，背景没问题，而那时候我背马列背得一套一套的，老师很喜欢，其实我压根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是在育幼院已经算天才了。
听他这样说，我暗暗揣测他大概是比寻常人更在意这些，不是哪个皇帝当朝都能蒙上眼过日子的老百姓。于是我说，王叔叔，要是我可以跟您走，有条件继续上学，未来我一定好好报答您，也报答国家，报答党，我的心愿就是能好好投身社会主义的事业，能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同时，再为大家做一点事就好了。
他果然笑了。他笑得时候下垂眼眯起来，看上去格外真诚。他走到我面前，蹲了下来。他仰头看着坐在椅子上的我，问，我不能只考察你，小同志，你也考察我吧，你有没有什么想问的事？
我认真地想了一会儿，问：叔叔你喝酒吗？
他正色，有点脸红：实话说，偶尔喝，而且抽烟。
我说：那喝醉的时候多吗，你打不打人。
他立马说：绝对不会，我很少喝醉，以前在部队不会，现在也不会。而且我不打人。尤其不打小孩。
末了，他又补了一句：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去十七厂打听一下我。我没有什么很大的能耐，但不是不负责任的人。
我看了他一会儿，天气已经转凉，他大概走过来真的很远，发梢依旧汗津津的，低头时可以看见他鬓角的汗珠。他也抬头就这样望着我，没一会儿就有点泄气，他大概是觉得我可能不相信他。
我说：我放心的，爸爸。
他黯下去的眼睛蓦地又转亮了，但有些呆呆地眨了两下，他问，什么？
我说，可以现在就叫你爸爸吗？
他又有点傻傻地笑了。可以，可以。
他站起来，莫名原地转了一圈，像不知道接下来去哪一样。他又坐回了刚刚的座位，喝了一口茶。他问，你没有什么别的要问我吗，比如我工资多少，上班多长时间，住在哪，家里还有几口人，为什么要收养小孩。
我摇摇头。
他只好又喝了一口茶。真是傻孩子。
我说：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你现在喜欢我吗？
他眨眨眼睛，我发现他大脑在思考而且没思考出结果时就会快速地眨眼睛。他说，我们才见面没有多久，我不了解你，但目前来看你是个好孩子。
我说：那这算喜欢还是不喜欢？
他叹了口气，算喜欢。
我说：只要喜欢，以后的很多事就都能商量。爸爸，我也喜欢你。
他别过头去看窗外的灰喜鹊，说小孩子知道什么喜不喜欢，你也才刚见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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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场秋雨的天气，我跟着王洪文回家了。他说下雨天搬家是好兆头，象征在新家会很顺利。他家，现在应该说我们家，上海石库门弄堂深处的两室小屋，在长宁区的一条窄巷里。弄堂口挂着搪瓷门牌，字迹有些褪色，牌子边缘生了锈。弄堂里石板路坑坑洼洼，雨天积水，被往来的住户踩得咯吱作响。两旁是高低错落的石库门房子，灰砖墙上爬了霉渍，窗棂上糊着泛黄的窗纸，有些人家在窗台上摆了盆栽，绿油油的葱苗或一株瘦弱的栀子花。空气中常年弥漫着煤球炉的烟味，混杂着邻居家炒菜呛人的油香和弄堂口小贩卖糖炒栗子的甜腻气味。傍晚时分，弄堂里热闹非凡，大妈们端着搪瓷盆洗菜，上海话聊着家长里短，孩子们追逐着跑过，玩一些打仗游戏。我好奇地打量着一切，生平第一次与普通人家住到了一起。
我们家在弄堂尽头，推开黑漆木门是一方小小的天井，角落里堆着煤块和柴火。屋里陈设简单，堂屋里一张方桌，四把木椅，桌上铺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旁边是木洗脸架和毛巾、脸盆，墙上贴着毛主席画像和一张64年的《解放日报》剪报，头条是“工业学大庆”。里屋分了两间，一间是他的卧室，摆着一张单人木床，床头放着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床尾是个老式五斗柜，漆面有些剥落。我的房间就一张窄床，铺着粗布被褥，床边放了个竹编的小箱子，装着我几件衣物。
他新给我买了件列宁装，我换掉洗得发白的外套，穿上后高兴地在他面前转圈，身后的麻花辫也悠了一圈悠到胸口。他抿嘴笑着望我，两首插腰满意地看着，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哦了一声，转身走回他房间，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手帕包着的红五星小徽章，还是咂新的，亮擦擦，在屋内昏暗的光线下依旧红的光鲜动人，一看就从来就没有戴过。他说对不起，爸爸实在没有什么钱，叫你住到这里委屈了。这是抗美援朝时部队送的，喜欢的话，爸给你戴上好不好。我搂着他的脖子蹭了蹭脸，说爸爸，我喜欢这，也喜欢红星星，我有家了！
他很容易就脸红了，对着热情就不知所措，愣愣地在那儿由我抱住再松开，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低头把红星给我别在胸口，我开心地朝他敬了个礼。他这才笑了，也向我回敬礼。在那一刻，屋外阴雨绵绵，狭小幽暗的屋子里，仰头看着他自然而然向我敬礼的样子，并没有因为是对着孩子而松懈了力度，笑得却那样温暖而安静，想必他曾无数次做出这个动作，内化为一种诚实的本能。我心里那一层冰封的河面，春水淌过，裂开了第一道缝。
他问我没有正式的名字吗，我说爸爸给我重新取一个，我要跟爸爸姓。他说他要好好想想，然后想了好几天。我觉得自己像他领回来的小猫小狗，他管我叫什么我就乐意叫什么。但他取了个很认真的名字，叫王穗星，因为麦穗是劳动的果实，国徽上也有麦穗围着齿轮，有星星，那是工农联盟的意思，而且王洪文很喜欢星星。
那时的上海，工厂还是城市的主动脉，国棉十七厂的厂房里机器日夜轰鸣，工人们穿着蓝色工装头戴布帽，汗水浸湿了后背。厂门口的宣传栏上贴满了标语，写着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立柱上也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枪杆子里出政权等等。
王洪文是个忙碌的人，作为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他常年在厂里奔波，组织工人学习政治、调解纠纷，偶尔去参加全市的工人会议，有反革命或者特务造成破坏生产、威胁群众安全的事他也要首当其冲去管。厂里无论是车间还是工人家庭发生了什么案件，他跟公安要第一时间就位。有时在深夜里，窗外有人就小声又急促地敲窗户，压着嗓子喊老王！老王！起来，醒醒，厂里出事了。然后我在隔壁间就听到他披衣服爬起来的声音。
早晨天蒙蒙亮时他才回来，一脸倦容，看我眼巴巴望着门口吓一跳说闺女你也起那么早干嘛。他把裹着油条的糍米团还有一杯米浆搁在木桌上，自己打开橱柜拿出昨晚食堂剩的花卷，还是就着搪瓷缸的茶水慢吞吞吃起来，显然累的眼神都呆呆的了。
我趴到桌前嗅嗅油条的香气，问怎么舍得花粮票买，他说偶尔吃，舍不得啥，猜到你昨晚给闹醒了睡不好。补偿一下，不行？
我说行，行，爸爸太好了！你也吃。他扭过头，说我不稀罕，半根油条就给你拐走了。我咬着糍米团在他脑袋边蹭来蹭去，说王干事，你不放心我啊。
他拉开椅子站起来，含含糊糊说别闹，我回来脸都没来得及洗呢。我说我去给你打水啊，你不动。他就又坐了回去，继续吃花卷。
他配着一把仿苏联TT-33的54式手枪，本坚决不让我看，怕走火伤人，我缠着他央求了一会儿，他就无奈地把子弹匣子褪下来，握住枪口端递给了我，说哪有女孩子那么想玩手枪的，铁疙瘩有啥好看。我不管他，乐滋滋地慢慢举起枪对着窗外的鸟窝瞄准。他端着茶杯喝了半天，眨巴眼睛看着我丝毫没有要还他枪的意思，声音从我身后传来：星星，你要真那么喜欢，我给你用木头削一个成不成，别老想玩真的，弄得人不放心。我好啊好啊地这才把54式还给了他，他心有余悸地把别回腰间。我说爸你还会做这个呀，他说小时候大家都会，打日本鬼子时，我还是乡里的儿童团长哩。
每天傍晚，要是接下来没夜班，他会骑着一辆老式的永久牌自行车来孝和中学接我。他挺准时的，有时我值日，他就在操场边梧桐树下倚着车把等我，灰色工装的袖口卷起一截，露出晒成小麦色的手腕。三三两两一块放学的同学问，你爸爸？我说是啊，是啊，洋洋得意地跳上了自行车后座。同学们白我一眼，转过头又立马变脸变得客客气气，老实地喊：王叔叔好。他笑下点点头。我把军绿色的布书包递给他放到前篓里，他问首长坐好了没，我抓着他的衣服说好了。车轮吱吱呀呀地碾过杨树浦的石板路，梧桐漏下夕阳斑斑点点的余晖，车就像骑在一条波光粼粼的河面一样。星星，今天学了什么？他边蹬车边问，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模糊。
背了《论联合政府》，还，还学了三角函数。我回答，头靠在他背上，闻到他衣服上淡淡的皂角味和车间的机油味。
他嗯了一声，语气带笑：不错，政治和文化都要抓紧。做革命的后代就不能只读书，还要懂斗争。我说爸爸你说话总像干部一样，他说什么干部不干部的，工人学生都能斗争嘛。弄堂口有个老头很沉醉地在吹口琴，我问他会不会，他说他也会，但家里没有口琴，以前他在部队的军乐队吹黑管。他还会拉手风琴，说你想学我教你，都特简单。我说是你特别聪明吧。他没否认，笑了半天。弄堂里的口琴声伴着街头巷尾炒菜的呲呲啦啦声还有我们的笑声，一路沿着斜阳飘远。
车叮铃铃从巷口穿过了，隔壁叔叔喊我们说晚上街上要放《铁道游击队》的露天电影，王洪文扭头说那你作业写快点，写完了一起去看。晚上他扛着长条板凳，另一只手牵着我去了。他说王穗星，你最好没糊弄作业啊，旁边的大妈推搡他一把说，小宁玩得哈起劲，侬突然来句啥名堂经！他只好眼睁睁看着大妈从围裙兜里掏了把炒南瓜子给我。但看电影时我还是很大度地把瓜子也分给他磕了。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到来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踏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大家跟着银幕里的画面起劲地唱，我在黑暗中转头，看见王洪文也是，他笑起来显得还像不到二十岁的小年轻。片尾时我看到这是长春电影厂拍摄的，激动地捣鼓他，他说是啊，56年拍的，那时我还刚从朝鲜回来，在南京呢。我问南京好不好玩儿？他说那时南京军校管的严，不怎么让出去，外面的热闹我们也是隔着墙看。暑假我要是有空带你去玩咋样。
夏天的晚上蚊子多，纱帐就一张，他给我床上四角用晾衣叉挑着挂起来，帐沿严实地塞进草席底下。他每晚在自己床底下放个装肥皂水的脸盆，第二天早上总能看到漂了很多蚊子尸体。我说你要是老被咬的睡不着就来帐子里找我啊，不要不好意思。他说哪有那么夸张。有时白天会用橘子皮卷点艾草晒干了，傍晚时点着了熏一下，那个味道我很喜欢，比中药铺子要甜一点，就是熏的我们俩都有点掉眼泪。
十七厂原则上是不让家属去蹭饭的，严肃来说这还是侵占国家财产的敏感问题，厂内饭菜票要用全市通用粮票去兑，每个工人每月定量约三十斤上下，多一口人也根本不够吃。保卫科有时还要突击检查，遇见蹭饭的要通报批评，会影响先进车组评选，他作为干部显然得以身作则一点，所以我统共也就去过两三次食堂。
那里是红砖厂房改造成的挑高食堂，能容纳上千人，房顶挂着一排排白炽灯，夏天吊扇通风，冬天人挤人取暖，墙上挂着条幅：节约粮食是革命的本分。漆斑驳的杉木长桌，桌腿用铁丝加固，工人们按车间班组划地盘，挡车工和机修工的座位泾渭分明。
王洪文上的学不多，不算知识分子，只上过几年夜校，但他对政治很感兴趣，口袋里经常装着艾思奇的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他看，所以我也好奇，硬是也把看了，不会的地方就缠着他问，他不会的又去问厂里党委别的干部。总的来说他是工人里知识素养比较好的，也总在学习，能看得出他人缘很好，大家一起吃饭时他很少插话，但只要开口，工友们都会安静下来听，很多双眼睛都全神贯注地望着他。
所以我很喜欢去跟王洪文一起吃饭，坐在他旁边，听他和工友们聊天，他们说生产指标、厂里的新机器，有时也说北京来的最新指示。我爱听学校以外的许多东西，当食堂黑板上的粉笔字除了写菜单还写“防右反修”时，我就知道又要搞运动了。只是这样的机会一年也没几次，工友叔叔阿姨们会围成一圈摸我的脑袋，说长大一些，更漂亮了，老王你带的孩子就是像你，看脸又白净，头发顺顺的，又听话，不像我家小赤佬就会上房揭瓦。王洪文咧嘴笑，眼角的纹延伸到太阳穴，平平静静地说是吗，星星是比较省心。然后搂着我的肩膀向他怀里靠了靠。
打饭窗口像车间的传送带，铝制餐盘哐当哐当响，吃的往往是糙米搭老几样——清炒卷心菜、酱油土豆，少部分时候舍得用粮票换的烧肉，虽然主要是肥肉。如果遇到做红烧肉，王洪文会用工牌领两块，藏在盖饭底下带回来给我吃。节日时有厂庆特供，比如国庆节发油面筋塞肉，大家去领能排上一两个小时，他也会去。
有时上级发动赶生产任务的“大会战”，所有车间加班加点，他也要去帮忙，车间主任会特批家属送饭到厂，我去给他送饭就能趁机蹭一顿“加班餐”，那顿的菜油水会比较足，只是他忙得来不及跟我说两句话，扒完饭就又跑回车间了，临走前交代让我跟秀珍阿姨回去，别太晚还待厂里。
在厂里吃饭很热闹，但在家有家的温馨，王洪文做饭说实话比较一般，但重在勤快，总之不会让人饿着。每个月有一两天，他会从弄堂对面的菜市场买一小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带上几根青菜，偶尔他周末去定海桥码头，退潮时在那里钓鱼，我们就能吃上鲫鱼。他站在煤球炉前，袖子挽到胳膊肘然后切菜，锅里滋滋作响，我要帮忙他总让我一边去，顶多让我坐在方桌边帮他剥蒜。家里的收音机是他懂电器的朋友用车间废料自制的“三管机”，外壳还是饼干铁皮盒子，确实能用，早上放《新闻和报纸摘要》，晚饭时一般是天气预报，还有科学知识节目，黄梅雨季时他天天说，要我提醒他收衣服，但还是经常我们俩都忘了。
那时常说“干部抽牡丹，工人啃飞马”，大前门都是婚丧嫁娶才有的，他抽上凤凰牌也是很久之后的事了。那时，他吃完饭会点一支飞马牌的烟，靠在椅背上，眯着眼睛听收音机里的新闻。我抱着课本，坐在忽明忽暗的白炽灯下写作业。弄堂外的喧嚣渐渐安静下来，只剩偶尔传来的自行车铃声和邻居家孩子的笑声。
他除了跟我偶尔打闹时，是个挺安静的人。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在黄昏的光线彻底暗下去前，我总抬头偷偷看他的侧脸，在吐出的白雾中不停变模糊又重新清晰。他就像这样，大部分时候让你觉得朝夕相处中触手可及，某些时刻又好像非常遥远。
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我常回想起黄昏时的画面，回想那时三十出头的王洪文，在革命开始前的那段日子是如此安静，在每个黄昏他神思飘渺，去到了我所不知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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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春天，孝和中学运动会，操场上彩旗飘扬，开幕式上老师带着我们喊首先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操场边的宣传板上写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同学们都憋着一股劲，尤其是跑步比赛。在400米的跑道上，我穿着借来的布鞋，站在起跑线上，紧张得手心出汗，心脏因为雀跃的兴奋而砰砰跳。耳边是同学们的加油声，和风从脸上刮过，带着春天的泥土气息。最终我拿了第二名，得了张红底黄字、写着优秀运动员的奖状。
从领奖台上跳下来，我跟同学们推搡着笑着，心里却满打满算着回去要怎么跟王洪文炫耀。
结果一回头吓了我一跳，他站在人群外，穿着灰色中山装，笑着朝我招了招手上的帽子。我冲过去钻进他怀里，他笑着把我抱起来转了一圈再放下，人前他很容易害羞，看来今天他真的很开心。身上湿淋淋的汗把他的外套都印湿了，他捏捏我的脸说，爸请你吃冰棍去。
我在水池边的铁水龙头下冲脸，他牵起我湿漉漉的手往家的方向走。
学校的喇叭里还传着鼓舞士气的革命口号，操场下一场比赛呐喊的闹嚷声渐渐被留在了身后，林荫道下渐渐只剩下我们，我感到他的手那样大而温暖，掌心薄薄的茧蹭在我冰凉的手背上。柔软的风拂过发间，他身上香皂和人体温热的气息一并被送来，我忽然感到眼泪滑落下来。他慌忙问怎么了，星星，为什么不开心，是因为没有拿第一吗。不要紧的，星星，虽然平常我们总说革命要永争第一，但第一毕竟只有一个人呀，你已经很厉害了。
我说不是，爸爸，我只是感觉好幸福。
他愣住了脚步，抬起手背轻轻擦掉我脸颊的眼泪。他把我揽进怀里拍拍背，小声问，是不是想起以前不开心的事了？
我摇摇头。他想了想说，星星走累了吧，爸背你回家好不好。这里没别人。
我说可是我是大孩子了。他笑了，说对爸爸来说哪有什么大孩子小孩子。
他蹲了下来，我趴到他背上，模模糊糊地想原来爸爸的肩膀这么宽，宽到好像能搁得下我整个世界，我过去那么多年说不出口的委屈，害怕，担忧，幻想，都可以放在这里。眼泪还是止不住往下滑，打湿了他的衣领。他说闭上眼睛睡一觉，醒来我们就到家了。
在多年后的梦里，我无数次梦见那天下午的林荫道，知了的叫声伴着脚步踩在沙土的声音。那时我有种强烈的幸福到达顶点就会消失的预感，彼时社会的火焰愈烧愈旺，一个大的钢铁炉里酝酿着下一场在即的革命，我们都要往那焰心深处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