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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四岁的这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黄浦江边数十家大型国有工厂占地近一百五十万平，让这个只占全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沿海城市，贡献了全国近百分之十的工业产值。机器日夜轰鸣间，革命的火种也在阴雨中渐成燎原之势。
1966年10 月3日报载《红旗》杂志第13 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明确提出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指出：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从八月到十月初，先后有三批首都红卫兵来沪串联，人数达到几万之多，在延安西路33号对面刷出了万炮齐轰上海市委的标语。在成长过程中，我目睹过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但第一次感到如今的氛围与往常截然不同。
一开始，王洪文还会常在晚上跟我说起工友们的遭遇，他觉得很痛心，毛主席发动的革命运动，为什么这一次被当权的党员给利用了，把一群好好的工人打成了“反革命集团”？我因此才听说了，不仅在十七厂，还有上钢三厂、上棉三十一厂、良工阀门厂、江南金属制品厂、八二二厂，几乎所有国营工厂里，竟然都有工人被整，那些敢于贴大字报揭发领导问题的工人们被围攻，遭到批斗和毒打、关押。我觉得情况很危险，想让爸爸这段时间低调行事，不要参与揭发上级的斗争，因为这次当权派的反扑非常歇斯底里，枪打出头鸟，甚至要有生命危险。
王洪文跟我坐在弄堂的天井下面，望着深秋的雨水从屋檐滴滴答答滑落，他抽着烟没有说话。往往他思绪很重时就会一根一根连着抽，自己都没有察觉。我知道，他心里也明白不能硬干，但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工人群体就这样被压迫和虐待呢。隔了许久他才说，现在形势确实不一样，你在学校也要小心，知道吗。不要落单。
首都红卫兵来上海时，最先受到的就是上海市委一手组织的红卫兵总部的围攻，这个红卫兵总部主要是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中学生，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除四旧”为名大肆抄家，批斗地富反坏右，上街剪小裤脚管、剃鸳鸯头、敲高跟鞋，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搞一出出舞台剧般的恶毒戏码，虽然不像北京的联动和“东纠”“西纠”那样闹出残酷杀人、集中营的罪行，但也闹得整个上海人心惶惶。
我望着那些跟自己年纪相仿的学生们，站在游行的队伍里趾高气昂，往戴高帽的老人身上抽皮带，他们有着红色江山尽在脚下的志得意满，我觉得荒唐，站在围观的人群中却什么也做不了，运动发展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学校经常停课，很多学生乐得在街头巷尾游荡，跟着队伍呐喊毛主席的口号。
十月的一天，同学们喊我去南京东路看批斗，我随着人潮没走一会儿，却听到红卫兵的喇叭里喊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抬头望向不远处，站在台子上的竟然有我过去待的育幼院的院长。过去，我们无数次开她的玩笑，说她是法西斯的中国范例，应该叫法东斯，在领导面前就装模作样，对着我们就呼来喝去，动不动打小孩。但她罪过没有大到反革命的地步，毕竟除了她，一直没有第二个人愿意天天带着一群没爹娘的孩子。这份工作薪资不高，她一辈子也没结婚，住在院里办公室后面的宿舍，政府的资助能不让我们饿死都不错了，她贪污没门。批斗的台子搭在766号老闸捕房附近，是五卅惨案发生的旧址。
我不忍心描述她已经被折腾成了什么模样，只是那副样子烙刻在我大脑，后来总是在我梦境出现：她看见台下的我，喊我救她，证明她不是走资派不是反革命；可她的声音淹没在人群的呼喊声中，她被抹了墨水的脸逐渐扭曲，消散在逐渐变暗的梦里，像整个人都融化成了一滩墨水。
那天我推开拥挤的人潮，魂不守舍地转头走回家，我听到小蓉子在后面喊院长妈妈，院长过去只疼她，她也从不跟着我们笑话院长。小蓉子年纪还小，她的哭声很快也听不见了，红卫兵把她拖下去，不知道要关在哪里。我被王洪文收养后没有回去看过她们，我总觉得一切还早，没过一两年呢，等我上了高中再回去也来得及，到时候穿上新校服，拎上爸爸从十七厂带回的年货，好好去得瑟一番。一切变得太快。
杨浦区总是夹杂着煤灰和码头机油的味道，等我快走到家时，黄昏时江对岸的灯火已经点起来，在水面上拉成长长的线条，像被揉皱的锡纸反射出的光，摇曳不定。
一路的墙壁都贴满大字报，有的纸被雨水洇湿，露出下面撕得不干净的旧标语。行人脚步匆匆，空气里漂浮着油炸白糖粢饭糕的甜香，弄堂口的小贩蹲在煤球炉旁，吆喝着“热腾腾的粢饭糕，两分钱一块！”
路灯把人影拉的很长，与弄堂只有一两里路了，我却感到筋疲力尽。我把书包垫在地上，坐在路边，撑着脑袋看电线杆上来来去去的麻雀。晚上它们也要归巢了。
一辆自行车急刹在我面前，王洪文跳下车，说，我隔老远看见你，还想着这人跟我闺女真像呢，你坐路边干嘛？
我没说话，站起来，他把我书包提溜起来拍了拍上面的灰，放进自行车筐子里。
怎么了，在学校不高兴？有同学欺负你？他边推着车走边问，身上热腾腾的，鬓边都是汗。我摇摇头，转身抱住他，他只好停下车也揽住我，拍拍我的背，又拍拍脑袋。
我说下午在南京东路，我看到以前我们孤儿院院长给批斗，快给打死了。她又不是坏人。
他停下动作，慢慢松开我，也很久没说话。我们低着头沿石板路走回家。我说，有天我怕你也被批斗。
他把车停在天井旁边，牵起我的手往屋里走，点亮了屋里唯一一盏灯。王洪文对我说：爸有办法，不会坐以待毙，你不用担心。我问，爸爸你从来不会害怕吗？
他说，做共产党了就不说害怕，至少不会怕他反动派。现在右派的红卫兵很猖狂，但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的，星星，你记得咱都学过的马列哲学不。
我点点头，又把脸贴到他胸口。他搂着我说，爸知道你难过。给你下碗面吃，窝个蛋，晚上好好睡一觉。
11月6日，王洪文说昨天三十一厂的黄金海他们打电话来，北航红旗红卫兵吕英豪来串联，北京工作组也在镇压学生，后来还是得到中央支持才为被打成右派的师生平反的。上海如今各个工厂，各单位系统既然都存在革命群众被打击的情况，不如找厂里的代表们来凑凑情况。下午，他带我去了愚园路311号，让我在周围玩儿，说他开会去。我蹲在弄堂口，看街边的老太太用竹竿晾衣服，听远处码头传来的汽笛声，秋风卷起地上金黄的梧桐叶，旋转着舞动。那附近有三十年代的百乐门舞厅，一些西班牙风格的里弄还有英国式洋房，民国时住的是段祺瑞老婆一类的人，现在住的也是中产和知识分子，只是维护不足，外墙斑驳，里面晾衣杆林立，也是一股子煤炉球烟气。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就是筹建工总司的十七个单位第一次碰头认识的会议。
王洪文晚上回去路上说，主持会议的是叫包炮的首都红卫兵，他概括了北京上海的文革总体形势，然后跟上海一些红卫兵都建议上海工人一定要组织起来，否则一个个在单位都是被镇压的少数派。
会开到七点多时，他们出来吃了个面，我跟着吃了，他们又接着回去开。这个晚上就确定了要成立的上海工人组织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爸爸在会上提，为了避免像上海红卫兵那样出现三个名字，所以不光要叫革命造反，要加个总字。
6日的会议结束后，戴立清拍拍我的肩膀，高兴地说，以后你爸爸可就是王司令了，大家兴致也都很高，纷纷附和着开起玩笑。那时我跟工总司的叔叔阿姨们都还不认识，有些不好意思。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做工运领袖意味着什么，看着工总司浩浩荡荡的成立宣言，只感到激情澎湃，第一次感到不再是被欺凌压迫的对象，而是可以堂堂正正地站起来说造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第一次轮到我们义正言辞地说出口。
「要造反，当然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甚至会遭受迫害，遭受牺牲。革命，还能轻轻松松？造反，还能一帆风顺？我们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的造反精神不可丢。.......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上海工人造反队全体队员向您宣誓：我们对您永远赤胆忠心，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革命需要我们流血，我们决不皱眉，革命需要我们献出生命，我们决不后退。我们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干净、彻底地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使人民江山永不变色。」
十年的时间，足够大浪淘沙，留下的也许只有一粒不怕火炼的真金而已。美丽的口号挥之不去，一样是喊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战友们，并不明白未来面对的不是过去国民党的大刀水龙，党员如果变质，毛主席万岁的旗帜下依旧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失败的后果，也许没人想过将何等惨烈，惨烈到超过大部分人的承受限度。
这都是后话了。
镜头回到1966年的11月，此刻风云激荡，雷雨正在酝酿。
晚上，我听见他一墙之隔的床上辗转反侧，尽管王洪文什么也没说，我知道我们都一样暗自激动。未来的形势终于要起变化了，被镇压的窝囊局面有望结束，上海工人大串联后，说不定力量比想象中还大。
工总司要赶在上海市委的三级会议前召开，越快越好，于是就定在大后天，11月9号，文化广场去召开成立大会。7号我们就一起去巨鹿路的一幢宅院里，那里被暂定为办公室，其实里面连张桌子都没有，屋里空荡荡，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只有几把破椅子和一堆散乱的纸张，空气中弥漫着陈年的灰尘和霉味，窗外是秋叶飘落的街景。一下子王洪文和其他厂代表都忙起来了，打扫地方，印袖章、旗帜、门牌，当时徐美英阿姨端来了个缝纫机，日夜跟几个女同志们在赶。
筹备工作组织得没那么严密，有点手忙脚乱，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互相刚认识，而且从工厂出来的工人都是习惯服从命令的，要忽然做起组织筹备，做事有时就太中规中矩，有时又会闹点笑话。
王洪文跟其他代表商议后天借会场、出海报、拉会标的事都困难重重，有点没有头绪，去哪借、场地费怎么摊、去哪印海报，那时候最基础的问题大家都不知道，还是红卫兵一边笑话大家没用，一边表示可以把这些零碎的事儿都包了的，到时候大家去开会就行。
也是红反会的方劲戎把巨鹿路691号炮司总部划出来，作为了工总司的的第一处办公室。后来还搬到过复兴中路1350弄、杭州路小学、南京西路上海政协，最后中67年1月经张春桥建议搬到了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楼。
万事开头难，王洪文也是从最基础的事着手开始革命道路的。他的成长很快，比其他所有人都快，也许这是政治天赋的一种，又或许他比任何人都想做好这件事。
记忆中，文革初的那些年，我总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列宁装，胸前别着团徽，挂着军绿色挎包，跟在爸爸身后。他推着自行车，灰色中山装的袖口挽到胳膊肘，露出精瘦的小臂，还有手背的青筋。每天往返于各工厂，他脚步很急，若有所思，人前话说得越来越流畅，人后话变得越来越少。我紧赶慢赶着，一个走神就会追不上他的步伐。
他走在黄浦江边浓浓的晨雾里，雾锁横江，外滩的建筑也都隐没如遥远的海市蜃楼。那种兴奋、自豪与隐隐的忧虑混杂出一种奇特的感受，像吸入某种带有浅层致幻效果的气体，我一度分不清这飞速发展的运动到底是不是梦。等到我习惯文革的速度，从晕头转向中落地，已经是67年青浦大规模武斗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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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总司成立的五天后，11月13日，张春桥就代表中央文革与我们签署了五条，会场在三十一厂一间透着潮气的礼堂，墙上斑驳的毛主席像在昏黄的电灯下泛着光，窗外细雨淅沥，打在玻璃上模糊成一片灰白。后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批准了张处理安亭事件的做法，毛主席对他的“先斩后奏”明确表态：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嘛。
那也是我第一次见爸爸与张春桥打交道，张比他年长近二十岁，看上去确实有魄力、有经验，爸爸后来稳重和顾全大局的习惯，有很大程度是受他影响。一开始我没有那么相信从中央来的人，他平常看着不苟言笑，戴着黑框眼镜，瘦得颧骨突出，像很难打交道的知识分子，我心里默认北京的领导都有点不知民间疾苦。
没想到张是极有耐心的人，刚来这里时上海反对意见很大，几万人的诉苦大会开了五六个小时，，露天广场一直在下雨，雨水把大家都淋透了，本来他秘书要来帮忙打伞，但群众意见很大也就没打了，地面跟湖面一样能映出人影，王洪文最后都带着十七厂的上百人先回去了，他还站在临时搭的木台上，抬手挡着风雨继续听。加之他顶住风险与市委谈判，直接签了五条承认工总司的成立，当时我跟爸爸都还挺感动的，没有以春桥同志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我们这个开头都很难继续。
而与此同时，上海市委曹荻秋则先后在市少年宫、沪西工人俱乐部接见38个厂的工人保守派代表，在明知中央决定的情况下宣布不支持工总司，宣布张对安亭的处理绝对错误，同时拉起了后来分裂上海工人运动的“赤卫队”，成员正选自工总司发起单位的对立派，是围攻群众、保卫党委的头头们。
我没料到市委当权派的反应如此激烈，在工总司刚成立就立马拉起了队伍与我们对着干；虽然很早就听毛主席讲话中说要准备好内战，但发生在自己身边时还是感到措手不及。
12月1日，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筹）调动先后10万人包围《解放日报》社，打伤红革会在社为数不多的红卫兵，围观群众就有上万。
王洪文尽管觉得红革会一开始的贸然行动有些莽撞，但绝不至于到被围剿清算的程度，他们的大方向还是对的；于是王洪文派了王腓力，从黄浦区联络站胡明德那里调集1000多人，派戴立清、丁德法从长宁区联络站蒋才喜那里调了 2000多人，到解放日报社大楼解救红卫兵，那天夜里急调，还下着雨夹雪，大家穿什么衣服的都有，彼时平常也没做战备，很多还披着军大衣、厂里的蓝棉袄，只有袖章是统一的，胶鞋和解放鞋把雪泥都踩黑了。这才紧急控制住了报社局势，以我们工总司为主成立了火线指挥部。
爸爸当时还提了另一个原因：赤卫队作为市委分裂群众的工具，竟能吸引这么多普通工人参加，群众斗群众，让当权派坐收渔利，是红革会跟我们都没有做好舆论宣传，以至于被敌人钻了空子。所以两天后就印发了《火线指挥部联合声明》、《五点声明》等一系列文件，集中揭露《解放日报》之前对抗中央文革指示、顽固执行上海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揭露了上海市委利用群众间的信息差制造武斗的真相。
巨鹿路的会议室每天都挤满了人，搪瓷茶缸一排排摆在桌上，凉透的水没来得及换，烟雾在昏黄的灯泡下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爸爸作为工人造反派的核心人物，在责任感下压力很大，几天没空回家，眼睛熬得都是红血丝，衣服也沾上了墨水和冬季的煤灰。大家都很焦虑，彼时还没有想到这样的工作会是常态。爸爸要我先回家好好休息，该去学校去学校，一时半会这里的事收不了尾。我去给他送了几次饭，那辆凤凰牌自行车现在被我骑走了。
好在舆论攻势很有成效，我们来不及高兴，真正要让赤卫队撤场还得市委发话。于是工总司去“康办”请了王一平书记、宋季文副市长、华东局领导韩哲一到《解放日报》社，与王洪文还有潘国平两位司令谈判，后来他们签署同意了三项决定。
经过一整周，这本来算终于圆满解决了事态，工总司的文艺队还去报社慰问演出了，爸爸要累晕了先回去睡觉，我倒去凑了个热闹，台上穿军装的同志们唱革命样板戏，王一平、宋季文也在，一起看了演出。于是12月8日工总司的队员全部撤出了报社。只有部分造反派队员受不了就这么轻易放过了赤卫队的人，坚决不肯撤人，并且认为王洪文犯右倾逃跑主义。
对此，我听说时真是气不打一出来，当时我们付出那么多平息武斗，就是不想再有伤亡了，在核心利益上也绝没有让步，谈判时不知费多大力气，现在倒叫人怪上逃跑了。戴叔叔等人劝我别跟那些人计较，他们也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正年轻，是想着有仇必报的岁数，脾气发完也就算了。那时虽生气，但也没想到就这么一撮人后来还拉出了一个“战到底兵团”，说王洪文不是真左派，他们要为左派战到底，但组织的压根没什么规模，远不如耿金章的二兵团威胁大。
忙碌的时局下我们来到了66年末的跨年，元旦前是个格外冷的冬夜，黄浦江面上吹来的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工总司的办公室里，玻璃窗因煤炉的热气蒙上一层白雾，外面是结着霜的梧桐枝影，屋里有股久违的暖意。王洪文进门后就坐在靠墙的长凳上，脱下了外面的棉大衣，露出里面那件旧军绿色呢子夹克，袖口被磨得有些发白。他把还没看完的文件统统叠在一起搁到墙角，笑说：哎，今晚咱们先放下这些啊，过了零点再接着吵。
长桌上摆着简陋的年夜盛宴——一只还冒着热气的铝饭盒，里面是同济路菜场买来的红烧肉，旁边搁着两盘油汪汪的咸菜和豆腐干，还有人从家里带来半瓶二锅头，用小茶缸分着倒。有人笑着嫌酒辣，王洪文就自己先干了一口，脸上泛起一层红。来上海这些年他东北口音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只有看酒量的时候才让人又想起他是东北人。他忽然想起要给我夹菜，小声说过年可得多吃点，过了这村没这店啊。还低头悄悄对我挤了下眼睛，每次一喝酒，十几岁时调皮的他就好像从身体钻出来了一样。
外面偶尔传来鞭炮声，被北风一吹，像是碎玻璃掉在街面上。屋里的人都下意识停一停手里的活，然后继续说笑。把收音机调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在播元旦晚会，背景里隐约能听到合唱团唱东方红。
零点快到时，我从口袋里掏出几颗花炮，是下午顺路从小摊买的。跟工总司其他几个小孩跑到楼下空地上点着，火光映在每个人的棉帽和围巾上，照得脸一阵明一阵暗。我回头，见王洪文站在楼梯口看着，远处升起的烟花照亮了他的笑脸。他张开手臂，我从雪地一路跑回去，冲进他怀里，他的军大衣把我裹了一圈，我挨着他胸口热热的线衣，黑暗中抱了很久，一动不动。
窗外是寂寂的冬夜，窗内的笑声、煤火味和热茶的气息混在一起。有人往煤炉里添了一块焦煤，火苗“噗”地窜了一下，映得屋子暖融融的。陈阿大立马瞅着时机说：来年希望咱们工总司也红红火火！大家都笑起来，鼓掌说这话说得好听，67年咱一定更顺利。零点的钟声在收音机里敲响时，大家不约而同望向王洪文，怂恿着他说两句什么。他站起来举起酒杯，简单地说：同志们，新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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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却没有一天停歇，1月1日晚，曹荻秋就在香山路的干部会议定出一个五条，第二天就又在劳动局干部会议上《关于干部工资待遇方面的初步意见》、《关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精简回乡支农职工和辞退的里弄工、临时工以及待业人员的工作安排和经济生活问题的初步意见（草案）》。一下子，经济主义就从个别单位、少数人的不合理要求变成了合法、全方位的既定方针，这股风潮在工人中迅速蔓延，不少厂的工人要求发奖金、分福利，甚至停工抗议。
那天晚上，我随爸爸去国棉十七厂的夜谈会。厂里的食堂被临时改成会场，长条桌上摆着几个搪瓷碗，装着凉了的红烧豆腐和几块硬邦邦的馒头，大家都没吃饭，情绪激动，有人直接拍了账簿，说我们辛辛苦苦革命，不就是为了多拿点吗这种话。
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明白，倘若我是普通工人，现在市里忽然要提高工资待遇，那我肯定拥护。但爸爸跟我说：上海的生产状况并没有变，我们产出总值不变的情况下，政府透支财政盲目预发工资，只要短期内能支开工人去北京，根本不管那么多工厂停摆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再说了，政府发的经费还不是取之于民吗，一旦地方破产，政府也根本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是要工人阶级自己为短视承担后果。
果不其然，赤卫队当时就煽动了大批队员北上控告，就算没去的也借口离岗不上班，人数大道十几万人，王洪文在的十七厂离厂的就有2400多人，玻璃机械厂更是6000多人全部停工，每人还给发100元，预支三个月工资。
曹荻秋这时也指挥不动了，工总司在市委招待所的东湖宾馆开会，宾馆院子里积着未化的雪泥，踩上去发出咯吱的声响，大厅里混杂着煤炉的热气和棉衣的潮冷味。工总司主要的诉求是想让陈丕显出面做动员，动员在昆山的赤卫队员回来；主要是我们认为造反派去他们不听，反而会引发冲突，市委应派领导干部去做说服动员工作，他也同意了。
会议从3日晚上一直开到4日凌晨，爸爸回家没睡几小时又回总部了。早上吃饭时他说，昨晚原本氛围很紧张，大家本来都要吵起来了，我们这边队员也控制不住情绪，说再这样就要造你们的反的硬话，但后来还是控制住了，心平气和地向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当场也有人承认错误，表示回去一定设法补救。接下来就是要层层动员造反队把大批离岗的赤卫队员的岗位顶上去。
那几天还是不断报来的各种坏消息：上钢五厂五座转炉停了两座；海港系统离岗达 5900 多人，装卸量从9万吨降至3500吨，从开年起港口大量船只压港，仅罚款就几十万英磅；各电厂用煤告急，杨浦、闵行、南市、闸北、吴泾、吴淞、安亭七个发电厂存煤仅有三天，最严重的时候仅一天半的存量，如全市断电会同时危及全市供水安全。铁路阻塞，客车误点每班都有发生，火车平均每天有52列停在沿途各站进不了上海。
1月5日，我随几个代表去黄浦区，眼看一路银行全都是排队取款的市民，听电话里说，中国银行仅仅支付港务局和华东电管分局的“补发工资”就是148万和128万。
回家路上，夜色深沉，弄堂口的路灯昏黄，发出微弱的嗡嗡声，照得青石板上泛着潮湿的光。他骑着自行车，我坐在后座用围巾盖住脸挡风。我忍不住问：爸爸，这次人都要跑了，闹得那么凶，你不怕他们不听你的？他说：咱以前不是说好了吗，共产党员就不说害怕，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嘛。
几日后，王洪文组织各区、县、局联络站负责人会议，要求各级造反队首当其冲抵制经济主义，在报纸上揭露市委阴谋并发表社论；又将机联站、同济大学东方红、交大反到底、红三司等造反派组织全部集合，设立以工总司为主的核心组，以“六局指挥部”（铁路局、港务局、海运局、航运局、邮电局和交运局的造反派）为基础，成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并将签字发钱最厉害的港务系统北方区局的李广及上海港务局、海运局十几个领导叫到总部谈判。
火线指挥部实际上接管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市政府）部分生产指挥权，较好制止了生产瘫痪的局面。只是现在回想，那时我们还没有清晰的夺权意识，没有有去占领市人委各部门和下属各局机构。
抓革命促生产，喊口号容易，做到不计前嫌很难。赤卫队之前多次大规模围剿威胁事件大家都没计较了，还敲锣打鼓欢迎他们回来加入生产，称他们为阶级亲兄弟；在他们回来前，许多单位的造反队连续加班加点，不讲报酬地替他们完成了生产任务。各工厂连夜机器轰鸣不止，虽然辛苦，但恢复正常秩序还是让大家松了口气。团结大多数，孤立最少数，运动的精髓我感到自己已经慢慢掌握了。
意料之外的是，5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被毛主席认可了，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播。9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文汇报又发表《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紧急通告》，在毛主席批示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1日给上海工总司等 32 个革命群众组织发来贺电。
我们没想到这次的行动能得到中央的高度肯定。6日，上海鹅毛大雪。工总司乘胜追击，在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原计划十万人的会，竟整整有20万人到场，足见上海人民对我们工人造反派这段时间紧急行动的支持。广场周边的黄陂路、武胜路、西藏路全都站满了人，场景非常恢弘。
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潮，像潮水一样淹没了广场与周围的马路——工厂的队伍举着用木杆支起的标语牌，纺织女工们的棉大衣上沾着细细的霜花，船厂的工人还戴着油迹斑驳的手套，临时搭建的主席台，红布在风中猎猎作响。高音喇叭架在四角，试音时发出沉闷的嗡嗡声。人群站得密不透风。
台上灯架刺眼，我在人群的前排，看到了站在主席台正中的人。他挺阔的大衣上落满细雪，摘下海虎绒的军帽，风雪便迎面吹过他的黑发，吹他那张年轻而稳毅的脸。何其肃穆，何其威严。我此刻感到了一分陌生，似乎无法坦然地将这样的总司令与我父亲联系在一起。他抬手示意安静。
20万人并不是一下子就停下来的——声音像巨浪退去，要经过几次回声才能沉静。等广场只剩下呼吸声时，他的嗓音通过扩音器，带着沙哑，压住了冬天的寒气：
「红卫兵战士们，革命造反派战友们，同志们。上海市委究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轰动全国的安亭事件，已经给它做出了明确的结论。
去年11月中旬的安亭事件，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上海工人的革命造反队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了！全市、全国的革命造反派都为之欢欣鼓舞！就在革命人民的一片欢呼声，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彻底地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真面目。
上海市委在安亭事件中疯狂的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把炮口对准中央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镇压工人运动和一切革命左派。上海市委的资产阶及动路线已经走到尽头了，已经起了质的变化了。
我以万分愤怒的心情，向大家揭发陈丕显、曹荻秋一伙在安亭事件中，反对毛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围攻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罪行。」
人群像被点燃一般炸开。离得远的听不真切，便跟着近处的口号齐声应和。一波波声浪，从广场中央滚到边缘，再回到主席台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我第一次见如此规模庞大的集会，原来人数多到这个程度的呐喊，声音会厚重得像在地面下回荡，连脚下的冰冻石板都在微微震动。
掌声、呐喊声、口号声冲撞着云层。主席台旁的旗帜被风卷起，在灰色天幕下抖动，如一片升腾的火焰。
王洪文、徐景贤等代表在会上做批判发言，会后以大会名义向党中央发了电报。会中接连发布三个通令，急令罢免曹荻秋，批斗陈丕显，要求将近期市委所有恶行上报中央后进行彻底改组。2月5日，依旧在人民广场举办大会，原计划20万人的会议，这次来了近百万人。上海人民公社自此成立。24日，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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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王洪文的发言里所说，革委会的诞生变成了上海一个新的节日。大街小巷到处是油印的通告、崭新的红旗和标语，连弄堂口我们最熟悉的早点摊都用手写的大字报贴在墙上，写着“热烈庆祝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诞生”。
他变成了名人，之前尽管他四处奔走，参与中央与市委的许多谈判，但广大市民和工人对他还没有那么熟悉，在电视没有普及的年代，群众集会上的表现才是让大家认识的关口。
走在路上常有人对他打招呼或敬礼，喊王司令好，有的是小年轻活泼的揶揄，有的是老人家感激的致意，有的是中年人热忱的拥护。爸爸很低调谦虚，总是一样边走边回敬礼，点点头笑笑。作为执行司令的潘国平则远非如此，很快借着工总司的名号做起了倒买倒卖的生意，甚至用军车贩运木头，致使后面被群愤罢免。
说要打倒谁，之前我没有那么当回事儿，二月时，耿金章拉了二兵团公然与上海人民公社对抗，准备成立什么“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当时王洪文有总部多数人的支持，发了“二一一通告”，撤销了工总司下所有兵团类组织，揭露耿搞分裂搞武斗的山头主义，号召二兵团成员与他划清界限，在基层很得响应。
结果就通告发了的第二天，在学校有同学喊我，说可出大事了，外头都是大卡车，说要打倒你爸！我莫名其妙，出去一看，耿金章搞了卡车队，后来得知有110辆，在全上海市大游行，高呼“打倒王洪文，打倒潘国平，打倒黄金海”。游行到三十一棉和十七棉，在厂外转了两圈，声势很大；我走出校门，看到街上也贴了很多大标语，耿要和王洪文电视大辩论。当时还是有点尴尬的，我也弄不清情况，耿金章也是张春桥同志很支持的，没想到他拉起山头这样来势汹汹。
我看他们那阵仗，不想自己趁乱给抓了更添麻烦，于是也没回去上课就翻墙跑了，去复兴中路的总部猫着。爸爸也在那儿，说正想打电话去学校叫你，你自己来了就好。他看着挺放松的，一副已经有办法了的样子，我便没有多问，跟其他代表一块蹲院子里骂了一会儿耿。我对他怨气很大，之前这人搞尖刀班，不分青红皂白把王洪文打了一顿，王又不爱吱声，我看他晚上回来分明是被揍了，急的团团转，拿热鸡蛋给他敷；后来王洪文还不计前嫌把他喊来参加革委会的常委会，我都气死了。现在他又是什么卡车队，又是大辩论，上蹿下跳。
王洪文蹲到我旁边，一脸好心地安慰我说，穗星，别生气啊，晚上我回去做辣椒炒肉行不行？我瞪了他一眼，扭过头不想讲话，他拉了一下我袖子，说真生气了啊，很让你在学校丢面子不？我说你烦死了。他说好，今天早点回去，我去买辣椒去。
不过我真没想到，吃了炒肉没几天，25号耿金章就被抓了，他们早想动手的，王洪文以革委会的名义给市局打了招呼，安排黄金海在三十一厂设伏，以研究电视辩论为借口喊他来，其实布置了一百多人打伏击。最后没费多大力气给他抓进杨浦公安分局了，关了两个多月，二兵团也被收缴了。
我心里难免有点美滋滋的，也不知道是在美什么，一方面痛快仇人终于变落水狗了，一方面莫名为我爸的厉害感到骄傲，虽然几天前我刚嫌他磨叽。
我们也从十七厂边搬家了，行李依旧很少。与我从育幼院搬来这第一个家的那天一样，天还没亮，寒气透过衣袖钻到骨头缝里。爸爸借来组织上的吉普车，后备箱放着寥寥几件家什：一只黑漆的衣柜、一张小方桌、两条木板床卷着棉被，还有盛着碗碟的竹篮。我抱着那个饼干盒收音机，同爸爸坐在后座，看着沿路的街景从熟悉的杨浦烟囱、厂房，换成复兴中路那一片的梧桐、石库门和旧洋楼。
复兴中路的房子是工总司的同志帮忙找的，离总部只隔两条街，走过去不过十分钟。是弄堂里一间底楼的房间，青砖墙，门口挂着竹帘，推门进去是十来平米的空间，靠墙摆一张木板床，床边是用木板搭的案桌，案桌上还放着原住户留下的油灯。厨房是弄堂公用的，走廊尽头那口煤球炉前，总有老太太弯着腰翻火。
刚搬来时我心里是窃喜的，这里离总部近，意味着花在路上往返的时间少了，我跟爸爸相处的时间就多了，我也能更多参与到大家的工作中去。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并非如此，爸爸比以前更忙了。革委会一成立，工总司就承担起更大的任务，他白天开会、跑厂、协调各种事情，晚上又要整理文件、讨论部署，回家的时间比之前更晚。
晚饭常常是我自己去弄堂口的小摊买一笼小笼包，或者在家煮一碗挂面。爸爸回来的时候，屋里已经凉透，煤炉里的火早灭了，他一边在门口把脚上的雪水踢踏干，一边在昏黄的灯泡下解下围巾，带着室外的冷风坐到床沿。偶尔有空，他会带我去附近的小菜场，拎回来几根青菜、一块豆腐和一小包肉丝，然后自己下厨炒一盘。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他总先问我学校的事，把话题岔开，每当我想问他工总司的事时，他就又问我别的问题，这样他谈自己的事就越来越少了。
快到四月时，我才终于了解到因为青浦区爆发了武斗，从二月中旬其实就开始了。县人武部的顾仲良，被群众揭发出来在抗战时当过汉奸，用日本战刀砍死过村干部。但人武部属于军队的事，革委会也不方便直接插手，王洪文当时把情况汇总后交给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经南京军区批准，警备区党委对他做了开出党籍军籍、押回原籍监督劳动的决定。谁知道他竟狗急跳墙，先一步策划了青浦县农革司与造反派对立，又成立革筹处，几次调动上万农民进城打砸抢，把青浦所有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全都砸光，头头全都抓捕进公安局关押，致使青浦县一片白色恐怖，不少人逃离县城避难。
我是说为什么三月王洪文几乎每天都赶着出远门，夹着文件袋就出去了，也不带午饭，说青浦那边的同志会安排，但回来的时候常常什么都没吃，连水也没喝几口，嗓子哑得厉害。
渐渐地，我在市区也看到了“青浦告急”“青浦在流血”等大标语，很多大学中学的红卫兵也都先后去了青浦支援。上无二十六厂技校还撰写了上万字的支左调查报告，抄成几十张大字报，贴在青浦县公安局门口墙上，要求释放被抓的人，引来成千上万群众观看。
我同本校造反派成员去时，正值青浦县城最乱的那几天，镇上的街道布满横幅，两派人隔街对峙，互相用大喇叭喊话，墙上都贴着对方的罪状。去到时，已经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衣服上沾着泥水和血迹，车的鸣笛声在狭窄的街道上互不退让，十分尖锐。
我在那看到了爸爸，他跟陈阿大、邹天龙、黄兆祥等叔叔们在一块，我远远便望见他穿着灰色工装，袖口卷到前臂，露出晒成麦色的皮肤。面对着骂声和推搡，他神情依旧很稳也并没有生气，但语气比平时要强硬的多。有人试图从背后推他，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人就不再动手。他说你们一个镇派出所，有全副武装的解放军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够威风。
来了一人，号称就是这朱家角镇派出所的所长刘凤仙，拿手铐就对着他们威胁，直到王洪文拿出中央军委1966 年8 月20 日下达的《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和1966年8 月22 日中共中央转发的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才稍微收敛了点，但依旧嘴硬不肯放人。
双方仍在僵持，我们的车开出镇口，沿着田埂驶过稻田。初春的水田泛着灰绿的光，泥水中映出低矮的茅屋影子。打谷场上，黑压压挤满了手持锄头铁锹、肩扛木棍的农民，他们的脸在热风里涨红了。前段时间，工革司刚被打砸过，许多人已撤走，可武斗的队伍仍在追杀，根本拉不住。
我亲眼看见，青浦中学一个瘦高的红卫兵被几个农民从背后扑倒，双臂死死按住，将他的头硬生生按进水田里。浑浊的水面翻涌着，溅起的泥点沾满周围人的裤腿。他拼命挣扎，脚在水中乱蹬，直到动作越来越慢，水面上不再冒出气泡。
那股带着腐叶味的水腥和泥腥味直鼻腔，场面很快失控，我们冲上去救人，与农民扭打在一起。铁锹的金属声与木棍的闷击声交织在耳边，伴着粗重的喘息。对方人多势众，动作狠辣。被打伤的人倒在泥地上，血与泥混在一起，顺着田埂的坡缓缓流下。
送人去中山医院的路上，一个青年工人气喘吁吁找到我，说天爷，你是王穗星吧，害我找多久！王司令要我来看你有事不，革委会的人都急死了，你知不知道文攻武卫队的队长叶章已经被打死了？
车厢里满是呻吟声和血腥气，我们相顾无言，给伤员包扎，提防着后面的农民开三轮追上。到了中山医院，昏黄的走廊上弥漫着消毒水味和热血的金属味，沿路都是重伤员滴的血，活像战地医院。我送完别的伤员，问了护士去急救科找王洪文，他把工青联的杨宝财送到那，我是沿着地砖的血迹找过去的，杨前胸后背被砍了七八刀，头颈都肿的很大。护士把他推进了手术室。
我跟王洪文精疲力尽地坐在门口，头顶的灯惨白，旁边有革委会其他一些人，现在也想不起来了。我们俩侥幸没受伤，但衣服上全是别人的血。都忘了坐了有多久，一句话也没说，我大脑几乎要停摆。我想他一定是有点生气的，气我去青浦之前也没给他打声招呼。我没有什么惹他发火然后灭火的经验，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做。
其实那天回想起来才发现我认识他开始，我们之间就没有过什么矛盾。也许这对于家庭来说是很少见的。回去的路上，他也只是问我是不是真的没受伤，现在说还来得及，在医院把伤处理好。我说没有，就是太累。
他回到家还一直没说话，我都要害怕了，我宁可他跟我发火。但他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一样，坐在床沿上发呆很久，才去洗了把脸，对我说：以后这种地方，你别跟来了，不该你看的东西太多。我心里觉得很对不起他，躺了下来，把脑袋枕到他腿上。过了一会儿我说，爸爸，你16岁的时候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了。其实我也16岁了。他抽着烟，揉了一把我脑袋，说我们那时候不就是想把下一代的仗都打了么，你们就不用打了。
从那以后，他真的很少再让我参与，他认定什么事比我想的要强硬的多，不发火但比发火的还强硬。他走的时候只是说一句出去一趟，然后一整天甚至两天都不回来了。偶尔半夜回家，我会被开门的声音惊醒，看见他脚步放轻地进来，把外套挂在钉子上，身上带着一股混合了煤烟、机油的热气。他走进来，没两秒就会发现我也是醒的。然后他就自顾自坐到桌前，点着油灯，把白天的情况用钢笔一点点记到工作日志上。
只有一次，他天快亮才回来，脸上还有一道浅浅的血痕。我说只是被乱飞的石块擦到。我追问说怎么就闹这么大了，他说，有一方突然有人掷了砖头，没闪开。直到天亮我们也都没睡着。他隔着墙壁跟我说，爸知道你担心我，对不起。我心脏有些酸涩，但也哭不出来，只感觉有什么湿淋淋地堵在心口非常烦闷，我是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能结束，更难受的是我为什么还年纪那样小，总帮不上忙。
他又开口说，你知道吗，七月你去的那次，前一周刚有金泽公社的女教师被农民拖到路上，脱了衣服拖行十几米....他停了一会儿，还是没说下去，切了话口：那天也打死了两个人。现在到处是打倒我们，或者针对说打倒我王洪文的标语，你如果被知道是我的孩子，在那种地方落单会怎样？
我站起来，走到他房间的床边坐下。他也坐起来。我把手放进他的掌心，让他握住，说，每个夏天都有不高兴的事，总是这样。但很多事随着秋天到来都会结束。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爸爸，你会有办法的。况且，我一直都相信你能保护好我，我不害怕，你也不怕。
每天晚饭时，爸爸不是在外，就是回家拿了点东西又急匆匆走掉。桌上的碗筷经常只有我的那一份，剩下的我会用锅盖盖好，留给他回来热着吃。可多数时候，他第二天早上才动那碗菜。偶尔，他会带回点青浦干部给的特产，一捆竹笋或者米花糖之类的，算是给我的补偿。他说得很随意，他总是心里想的要比表现出的浓烈的多。我想他还是很愧疚。更多时候，他只是继续埋头写字或者翻看文件。外面弄堂的夜色很深，偶尔有自行车铃声远远响起，又消失在拐角。
他没有带我去北京，而是安顿在上海大后方。我猜想他可能清楚情况很危险，甚至觉得自己随时可能失势，另一方面也觉得自己要以身作则，不能以权谋私。他会固定给我打电话，汇钱，我们之间的交流很礼貌，我喊他爸爸时就像对敬爱的前辈一样，他是工运领袖也是中南海的干部，我好像也得表现出是优秀革命后代的样子。我们变成标准的好父女，距离越来越远。
我在学校成绩优良，他常跟我说要戒骄戒躁，谦虚使人进步，作为团员干部要起先锋模范作用，多帮助老师和同学。中共九大后，他被选为中央委员，我也进入了大学。那时上海还是工农兵学员推荐的制度，没有高考。1970年的春天，上海的梧桐刚吐出浅绿的芽，工宣队在我们学校召开全校大会，说要选拔一批政治表现好、劳动积极、家庭出身可靠的学生，推荐去上大学。那年还没有恢复统一高考，入学的名额由各单位、各学校分配。消息传开，校园里顿时暗流涌动。有人去找班主任套近乎，有人主动加倍出工劳动。我的名字在造反派学生名单里，平时积极参加批林批孔的街头宣传画，工宣队队长很快就点了我，说你是团支书，又是工人子弟，父亲是革委会领导，完全符合条件。
我心里明白，这「完全符合条件」六个字，背后有一层不言自明的暗示——那是别人羡慕又忌惮的标签。我在心里掂量这个选择背后的分量自己能否承担。我知道爸爸不愿别人说他徇私，所以从未替我去争取过任何名额。这次能被选上，是时代大环境下学校和工宣队觉得政治可靠的重要性，远在成绩之上。
四月初，我和另外十几个学生被送去市里统一面试。面试地点在延安中路一幢老洋房里，外墙是灰白的水泥，楼道里昏暗，只有二楼的窗户透出一束斜阳。我们站在走廊等候，闻到空气中混着旧木地板的味道和淡淡的樟脑气息。轮到我时，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中年干部低头翻看资料，问了几句家庭情况，又让我谈谈对批林批孔运动的认识。我背得很熟练，“林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急先锋”、“孔孟之道是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工具”，一套一套地说下来，他点点头，说“行了，回去等通知”。
五月，我接到复旦大学政治系的入学通知，那一刻我才感到有些真实。拿着录取通知书回到家，家门口正有邮差在递信，我接过信封，看到熟悉的邮戳“北京”。我没来得及拿出钥匙进门，站在锁着的门前便忍不住先拆开。信里每次会说一些看上去大差不差的官话，只有作为对政策还有他语言习惯极为熟悉才能理解其中传递的信息，关于最近中央细微的动向，新建交的马来西亚和巴西实际态度如何，计划生育政策可能要开始落实。
夹杂在毛语录之间微末的信息，我一直看到最后，等着那句问我最近身体怎么样，还有对学校的事不用太挂心，去哪都是一样为革命事业做贡献，往后需要锻炼的地方还很多。我很快想回信报喜，又觉得信慢，便想着告诉陈叔叔和廖叔叔他们，等他们转告就好，然后他晚上大概率会回电话。
70年的上海，革委会的旗帜依旧鲜红，街上随处可见高音喇叭播送中央文件的录音。但我能感到气氛已经不同于文革最初的狂热。工厂里人心微妙地分化开来，一部分人仍旧活跃在各种批斗、学习班上，另一部分则悄悄回到日常的生产节奏，对政治生活的兴趣愈发寡淡。夜里，偶尔能听到隔壁洋房传来收音机里的京剧唱段，唱的是《智取威虎山》里那句“迎来春色换人间”，也被街口围观象棋的喝彩声冲淡了。
闷热的初秋我去报道了。复旦门口挂着毛主席的大幅画像，新生队伍里，工农兵学员的比例很高，穿着厂服、戴着草帽的中年工人和刚脱军装的转业兵站在一起，我想如果自己没有文革初年跟随工总司风里来雨里去的经历，站在这里想必会有些怯场。入学仪式上，校党委书记讲话，强调：我们是无产阶级办的大学，是革命的大熔炉，不是读书做官的旧学堂。我适时鼓掌，神思偶尔飘忽到北京。不知道爸爸此刻在哪儿，在做什么，和谁见面。开学典礼的晚上，我能跟他通电话吗。
穗星，爸爸最近的工作很紧，不一定能回来。你在学校要稳住，好好学习，少出风头。我一一应下，听出来他其中的暗示：近来北京的局势未很不静，小的错误极容易被放大成政治问题，我在上海和革委会的成员都要低调。那一次，他没有提自己即将升任的事。九一三事件后，他与许世友负责华东区的林彪专案工作，并配合成功诱捕了王维国。这是他任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常委后，在中央得到认可的重要一步。
我偶尔想，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喊过我星星了。好像在去北京前就很少再说。我试着用日常琐事去填补某些内心的空白。上课、劳动、参加校园里的政治学习。在复旦初几年的日子其实比想象中单调，课堂上学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选读，老师多数是被“解放”回讲台的老教授，他们讲课谨慎，常常用毛选里的原文作例子，避免惹麻烦。课间，我去校图书馆翻阅人民日报、新华日报、文汇报，在头脑中比较上面社论传递出的风向和王洪文所说的细微不同之处。
入冬后，上海的天色总是沉得很快，下午四点多，梧桐树的影子就拖得老长。复旦的校园在阴天里带着点肃穆，老校门口的大理石柱子上还挂着“批林批孔深入到课堂”的横幅，红底白字，被风吹得微微鼓起。我的大学生活从一开始就带着某种不言而喻的光环，在文革的政治空气里，这种身份比任何奖状都来得沉甸甸。开学前系里学生会的干部就主动来找我，问愿不愿意参加政治学习小组，还笑说：「你有实践经验，不来带一带大家可惜了」。我没有立刻答应，先推辞了一下说刚来学校，还是先适应一下环境，了解好同学们之间的状况后才好进一步学习。我知道没有谦虚和克制，便没有稳重可靠，如果做得不好，就太容易显得像仗着父辈的声势来耀武扬威了。学校里的造反派组织在文革初期很活跃，但到了70年代后，已经不像当年那样一呼百应。很多同学虽然名义上还参加政治学习，却更关心毕业后的分配和去向。可正因为如此，那些还想在运动中找到立足点的人，对于有背景又有经验的人，格外愿意接近。
1973年8月24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那是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夜晚，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坐在正中，两侧是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而在他们中间有着一个格外的身影。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名单上，他的名字与周恩来并列为副主席之一，并由他代表中共中央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几天后，在十届一中全会上，他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海内外媒体都竞相报道着这历史性的一刻，毛泽东、周恩来之后，中共党史上最年轻的「第三号人物」。28日，中共十大闭幕。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缺席，把投票权交给了他。这一幕，被认为继林彪之后，毛泽东的第二位接班人，已经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中央。
消息在上海几乎完全同步地被关注着。那时我刚升入复旦大四，学生教师中有不少人对新闻津津乐道，尤其是造反派的学生骨干。校广播站反复播送新华社的新闻简报，甚至在午间的大饭厅里，传达室的喇叭也插播了王副主席代表中央作报告的录音片段。
我的日程很快被各种政治活动填满。学校里的造反派学生组织正在筹备一次全校性的理论学习大会，要结合十大精神，批判保守派在学术领域“翻案”的苗头。我被推为大会的主持人之一。一来因为我在前几次运动中积累了经验，二来因为如今的身份，大家开始觉得我说话能够“代表方向”。
父亲在北京如日中天，从1973年9月到1974年春天，毛主席几乎每一次会见外国元首、政府首脑，都让他陪同出席。从尼克松的亲信基辛格到东南亚的国家领导人，从非洲解放运动的代表到欧洲的客人，他总是坐在毛的身侧，微笑、倾听、与翻译交谈。人民日报上刊登的照片里，他的形象一次次出现，神情自若，仿佛这些外交场合与他多年工厂车间的生活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距离。
这种高光状态，像潮水一样反射到上海的空气里。复旦党委会议时，常有人会说：咱们要把学习贯彻十大精神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结合起来，这是中央的方向，也是王副主席的指示。这话一出口，底下就有人会意味深长地朝我看一眼。这种目光里有期许也有压力，礼堂里毛主席、周总理的画像边也挂上了王洪文的大幅照片，红绸垂在讲台两侧。会场外，工宣队的同志和校团委的干部并肩维持秩序。空气里混着粉笔灰、油漆和雨后湿土的味道。
我望着画像中的他。穿着65式的他看上去年轻、稳重，也许没人会把他与父亲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包括我。那种陌生的感受难以言喻，我理应感到骄傲，事实上我也能感到骄傲，但骄傲的同时太多份量压在肩头。
在发言时引用他在十大报告中的一句话，“要提高警惕，反对一切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行为”，结合复旦的实际，批评了保守派学生在学术活动中试图回避阶级斗争的倾向。这段话便会很快被整理成简报，送到了市里的造反派老同志手中。
王洪文在北京的每一次亮相、每一次讲话，都会在上海引起一阵涟漪。而我在复旦的每一次活动、每一场发言，也都在这涟漪中被放大、被揣摩。
11月，他作为中央副主席在全国工交兵代表大会上讲话，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重要性。信里的字句越来越简短，有时只是几行，像是特意压缩过的信息。我甚至能猜到，他在写的时候，身后可能有人走动，或者有文件等着他签。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只是空间上的一千多公里，还有政治空气中看不见的缝隙。电话不再是随时打来的了，汇款也不再有附言。偶尔收到的信言语也精简的多。他的字迹比以前更凝重。他不能对我多说，我想也许连信封都要经过别人之手才能送到这。
我把看几遍后已经能背出来的信叠起来收进柜子，看西斜的日头照在桌面的玻璃板上，下面压着我们的一张合照。还是在66年他刚收养我不久后照的，我们穿着类似的深蓝色工装，他牵着我的手，我那时个子不高，刚到他胸口。他笑得有点拘谨，对镜头很不习惯。玻璃板下还有我裁下来的报纸，中共九大，十大，北京国庆游园会，他与周总理会见外宾，与毛主席在书房。一张张历数过来，都与最中间那张十七厂工人的照片判若两人。但那确实是我唯一与王洪文一起的照片。也许也是我曾完全拥有过的他。
那年冬天，上海的寒潮比往年来得早。校园里结了薄霜，天还没亮，水房的水龙头已经结成冰。我裹着外套走去上早课，路过校门口的黑板报，上面贴着最新的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毛主席的亲笔题词在红纸映衬下格外醒目。我停下脚步，忽然生出一种很奇异的感觉——那题词像是隔着中共建党的漫长岁月，隔着整个北方的寒风，传到了这个南方的校园，而我认识的人，是站在它背后的一员。我反复问自己为什么还没有适应，也许是太快了，对于王洪文，对于我都是。还有，现在该叫王副主席了。
到了1974年春，复旦的批林批孔运动进入高潮。校党委要求每个系都成立专门的批判组，针对课堂和教材中的“孔孟之道”进行“回头看”。系里几位老教授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学生会找我，希望我担任批判组的副组长，说副组长的位置既能发挥作用，又能更好地锻炼。我点头答应，心里明白这是一个可以扩大影响的机会。批判会通常在系里最大的阶梯教室开，墙上贴着「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标语。台上放一张长桌，批判对象坐在中央，左右各有两名学生代表发言。我根据以前工总司做思想工作的经验，不直接使用尖锐的语言攻击对方，而是引用毛语录，结合他们的课堂内容，指出思想上存在的残余影响。这种做法既表明了立场，又让听的人觉得我不是在搞私人攻击。渐渐地，一些被批判的老师在课后也愿意跟我多说几句，甚至会提醒我某本书里有可供参考的观点。
这种处事方式，在学生中很幸运地获得口碑。有分寸，懂政治，抑或是跟着副主席的小孩果然没错。夏天，学校的批判运动进入了一个小低潮，学生们开始把精力转向暑期社会调查。我被推选为系里去闵行工厂实习的小组长。那是我第一次以大学生的身份回到工厂环境，面对那些还在机器轰鸣声中生活的工人。我先问生产，再谈政治，最后说：我特别衷心地希望，同志们的意见能完整传递到市委，传递到市委和中央。工人们会心一笑，觉得这是“有门路有希望”的另一种说法，自然也更愿意配合我们的调查。
其实我真的很想念十七厂。那次的报告写完后我回了趟杨浦区。七月的风带着厂区的热浪，混合了焦灼的机油味、焊花的铁腥气，还有远处翻滚着的、缓慢的江风。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杨浦沿着熟悉又陌生的路向北。越过一段段工人新村，穿过几条被夕阳拉长的高架影子，车轮碾过老石板的“嗒嗒”声，让人恍惚得像是回到从前。
弄堂还是那样，巷口的电线像无形的蛛网在头顶交错，风一吹，悬挂的电灯泡就轻轻摇晃。弄堂口的小卖部用木板钉的柜台，玻璃里斜靠着几瓶汽水，糖纸颜色褪得发白。推着车进去，熟悉的门牌号一个个闪过，直到看到那扇，我们曾经的门。我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我不停在回想第一次被王洪文牵着手带回这间狭小屋子的画面。
新的工人家庭搬进了这里。门敞开着，一个穿背心的中年男人正在修收音机，旁边的女人正抱着个孩子喂饭。他们看见我相当惊诧，说，早听讲这里以前住过王副主席，你是穗星同志吧，啊呀，快进来。我不知道他们在哪也认得了我，我感到晕晕沉沉的，便笑着点头揍走进去。
屋里还是那样简陋：灰白的墙皮有些起泡，天花板的木梁裸露着，灯泡只有一只，悬在一根铁丝下，光晕泛黄。桌上搁着半碗热气腾腾的咸菜汤，墙角的搪瓷盆里泡着刚洗的衣服。夏天的热气混着肥皂水味道，恍惚间像是许多年前的一个午后。
我道谢，接过他们倒来的茶，热得捧在手心发烫。茶味很淡，像是刚从热水瓶里兑开不久的。转头，看见墙角那把旧竹椅，我想起他坐在弄堂的天井边看秋雨落下，听收音机，发呆出神。那一幕像被冲淡的照片。
我怕自己在他们面前掉眼泪，喝完茶便礼貌地起身告辞。推车出来，阳光正从弄堂深处的一扇窗子里倾泻下来，尘埃在光柱中慢慢漂浮，我轻轻地从里面穿过，像是穿过一段记忆的河口。沿着江边的风，我又去了十七厂。这条路曾在无数个黄昏被我和父亲的自行车辙反复碾过。如今厂门依旧，铁皮刷成了暗蓝色，门楣上的字有些斑驳。守门的老工人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也是一样惊诧地说：是王副家小囡吧，不得了，怎么也不提前打声招呼，想回来提前说呀！他拨着电话，我示意他别麻烦，他装听不见似的。厂区里，车间的轰鸣声和铁屑的气味扑面而来。食堂的门口，几个穿着工作服的工人正把午餐剩下的铁桶刷洗干净。很快有人拉着我进去，“来来，来，星星坐下歇歇脚。”我笑着说不饿，可还是被塞了一个盛着大米饭的小搪瓷碗，夹了些菜。那碗白饭在蒸汽里冒着热气，我想起从前这里不能随便蹭饭，那是占用国家资产，只有逢年过节，父亲才会带我来。那时我特别喜欢坐他旁边听他跟工友聊天。
走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夕阳的边缘浸进江面，水光被风吹得一片片碎裂，像从指缝间滑落了记忆的鳞片。厂门口的风更凉了，我推着车慢慢骑出去，耳边仍隐约能听到食堂里工人们的笑声。我忽然有些分不清哪些是眼前的景象，哪些只是回忆里溢出来的片段。它们像两条并行的河流，在黄昏的江风里，悄无声息地合到了一起。
晚上回到复旦的宿舍，所有情绪还是堵在胸口，我极少地直接拨了王洪文的电话。在转接的忙音中我哭了，又在接通时挂了，转拨给廖叔叔，跟他说我没什么事，让他跟我爸打个招呼就好。
到1974年底，我已经是系里公认的造反派骨干。学生会的会议我可以直接插播任务，校党委布置的任务，我常被列在第一批名单里。一些平日里对造反派冷眼旁观的老教师，忽然在走廊上遇见我时笑容可掬，甚至会放缓脚步问我：穗星同志，最近忙什么活动啊？身体还好吗？还有几位在“清队”时对我们学生工作百般挑剔的系领导，也开始在会议上有意无意地表扬我们小组的工作，说：学生干部有朝气，立场坚定；文学系有一位老教授，之前从不参加我们组织的学习讨论，有一次却主动提出要来“给同学们讲讲十大精神”，还特意叮嘱我帮他安排发言位置。他的目的显而易见，既想在造反派中留个面子，又希望我能在市里帮他说几句软话，为他在专业上的争议减轻火力。
同学中的反应更直接。造反派的积极分子常常围在我身边，帮我搬材料、抄记录，有的还会主动把内部的流言告诉我，添油加醋地批评保守派“在背后搞小动作”，显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保守派的学生则换了一种策略，不再跟前几年一样以公开顶撞我为乐子，而是偶尔在走廊上寒暄，语气比以前柔和得多。74年高校学生骨干联席会，散会后，上交造反派的骨干说要凑一凑，去罗宋餐馆吃个饭。几杯酒后有人直白说：你爸现在是中央副主席，你在上海这块，就是咱们学生运动的旗杆。以后我们学校要推几个人进市学联，还得靠你点个头。我说听口音你好像是东北人。
连学校的后勤处也变得殷勤起来。宿舍里坏了的暖瓶不到一天就换新，图书馆的管理员帮我留新书，还悄悄说这种书你随时要，我给你裹柜子里啊，人家不晓得的。
这种细微的变化，像潮水一样，不断冲刷着我周围的日常，它日复一日地让你学会分辨笑容背后的算计，每个人为了明哲保身所希求的回报。我又想起小时候在育幼院，小孩们把刷牙时水沟的上游让给我。
我在睡前还是会对着玻璃板下的照片发呆。在北京出席那些盛大的外交场合时，穿着立挺而服帖的中山装的样子，对群众招手，与外国的外交官交杯。我在某一晚才忽然明白，为什么王洪文总是看上去比同龄人要稳重的多，那种镇定不仅是性格使然，更是因为他很早，很早就明白，周围无数双眼睛正打量着你，衡量你，甚至在暗暗为你标价，你值得多少政治投资。运动将近十年了，我今天才明白这么简单的道理。
1975年秋，上海的天色总是带着灰黄的湿意。复旦的造反派组织原本在市里的几所高校里颇有声势，可那几个月里，气氛开始起变化，有干部明显变得冷淡，平时积极参加的学生忽然缺席了会议，有几次我讲话时，后排有人小声嘀咕，还夹杂着故意的笑声。最初我以为只是跟以前一样，有什么分歧，可很快事情的苗头露了出来。系里一个学生干部悄悄告诉我：有人在外面放风，说你借组织活动的名义排挤保守派，还说你私下动用关系，让不听话的同学没法去参加市里的培训，谣言传得快，校党委那边都派人在旁敲侧击地打听。
我想他们一时找不到别的办法，才编出这样的把戏，内部斗不过就搞这套，也不算很新鲜的事。然而一周后，几份密密麻麻的黑材料被送到了市学联，又直接转到北京，落款是几位自称“受到迫害的工人子弟学生”的名字。转到我这时，我怀疑与此同时在中南海都已经传上了。纸上的内容读得我有点想笑，但又笑不出来：说我在小组讨论时“公报私仇”、恶意诋毁同学家庭成分，说我滥用父亲的职权、为个人争取特权。很标准地符合我目前身份的罪名数来宝，内行没什么人会信，但声势够大就行。
市学联这么久不声不响，我并不记得在任何场合有的罪过其中的干部，他们不惜风险要把这件事闹到北京....我回想着自批林批孔后，哪个集团最想置我们于死地。工代会的长辈们喊我过去，安慰半天说没多大事，但又没忍住透露海里为此在一次内部小会上提了几句，问上海高校的造反派是不是出现了“路线不纯”的问题。我开始头疼，想到挂在墙上的王副主席像就头疼。
没过多久，王洪文说要回上海。消息在头一天早晨传来，市委办公厅打来电话，说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同志即日回沪，直接到市里听取工作汇报。市委立刻动了起来。复旦这边的党委和革委会也接到通知，说王副主席回沪期间可能要到学校看看。行政楼的走廊里开始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勤杂工推着木桶和长拖把，一遍又一遍地擦洗地面。墙上的大字报被换成了新油印的标语“抓革命促生产，狠批右倾翻案风”。
这个场面我再不喜欢也还是习惯了。自69年后他每次回上海，总是伴随着这样的动员：校门外的砖道会提前一周修补，图书馆前的草坪会撒上新的黄沙，教学楼的窗户玻璃要擦得能照出倒影。王洪文不止一次说不要形式主义，但这事跟由不得他似的。我刚到复旦时也几次三番以为自己能改变这种风气，难道凭我是他女儿也不能叫停么？还真就不能。基层干部们觉得这是至关重要的态度，基本的态度。我后来也不想管这方面的事了。
沿线的警卫安排得格外细致。复旦门口的马路两侧，早早站上了戴着红袖章的治安员，隔几步还有穿军装的警卫。校内的主干道上摆放着新刷的铁马，限制无关车辆通行。连平时停在图书馆后的几辆破旧三轮车，都被赶到僻静的地方去了。
出发去机场的下午天还是阴得很低，像一块压下来的铅板。工代会的叔叔都是以前工总司的老战友，军用吉普早早在行政楼前等我。我坐在后排，身边是市革委会的办公室主任，他一边抽烟一边对我笑，说：穗星，想我没？你放心，我都安排妥了，副主席忙得很，咱们直接护送回市里。今天就去复旦一个地方，工厂的事往后推，晚上在锦江饭店，你们爷俩好久没见了也好好相处会儿，嘿嘿。
车子出了校门，沿途的岗哨一个接一个。黄浦江边风很硬，从车窗的缝隙钻进来，我就把车窗都关上了。叔叔们在前排低声交谈，说到市委开会的议程，说到要陪同副主席去看几家工厂。我盯着路两边闪过的街景——路口的煤球店冒着白烟，行人缩着脖子快步走，偶尔有人抬头看着车队驶过。来之前的一夜我基本没怎么睡，只是看着天花板想见了王洪文是什么场景，我怎么跟他交代。但我一直在走神，我想不出任何革命有关的话术了，我只想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坚持不下去了，爸爸。这句话被我大脑一遍又一遍画红线删除，又一遍遍弹出来。我感觉自己有点要被逼疯了。
到机场时，停机坪的风更大，带着生冷的汽油味。候机楼前停着几辆绿色解放牌卡车，车厢里站着持枪的警卫战士。我们被安排在跑道旁的一辆备用吉普里等候，隔着风挡玻璃，看见停机坪上有几个穿皮大衣的民航地勤在忙碌。
飞机降落的那一刻，我下意识坐直了身子。舷梯放下，首先走出来的是几位随行干部，然后才是他——戴着灰呢帽，穿着黑色大衣。那一瞬间被拉得好像很长，我看着那个与新闻里并无二致的身影，感到相当的不真实。其实与他通电话也就是几天前，但我已经分不清他对我说话和广播里说话的区别了，在头脑中一切都很混乱。我不懂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有什么不满意。我觉得他好远。大衣显得他肩很宽，我不合时宜地想到以前孝和中学开运动会，他来接我，我得了奖状，感觉那天幸福得晕眩，就一直哭，他背着我回家，那天我也感觉他肩原来这样宽。然后我回去的路上趴他背上睡着了。
他在接机队伍前停下，与市委书记握手，寒暄寥寥，目光在众人脸上掠过，直到落到我身上。只是极轻的点头，笑多了一点，随即转向下一位。车队从机场返回市里，沿途封路，街道两旁的红旗在寒风里作响。我随他坐到副主席专车的后座上。他察觉到我兴致不高，状态有点奇怪，关切地望着我，我不知多久没被他那样看过，眼眶发酸。我不想让他觉得自己有点困难就软弱，更何况现在是要共克时艰的时候。虽然我根本不是因为政治斗争的事而难受。
他问的话不多，其实车上只有司机和一个警卫员，没什么太需要避讳的。他问了些有的没的闲事，例如早上吃了什么，昨晚有没有睡好（我照例撒谎），最近上海是不是太冷，今年初雪还没见到，北京已经下过两场了。
天色很沉，阴云压得梧桐枝都低了下来。到系办公室楼下，除了校领导，工宣队的干部也都在，他脸色不见喜怒，只是神情很严。进门前，他拍拍我说：你先回避一下，等我和他们谈完。忽然亲密了点的动作有护短的意思，我心里安定了一点，点点头在旁边会议室坐下。我不知道这两间是不是特地选的场所，我跟工代会的人听隔壁说话根本是一清二楚。他对那些人没有半点温情，用纯粹的公事口吻说：先不谈她是不是我的孩子，就事论事。造反派的队伍里，若真有人做出打击报复的事，是绝对不能姑息的。群众监督，是对每一个干部的要求。
我并不难过，这理所当然，在外人面前他当然必须公私分明，这是基本立场，也是对我的一种保护。我又想到题外的事情，此刻对王洪文的感觉忽然落地了一点，我不觉得这是广播里的声音了。很快我想明白了为什么，因为他在聊我的事，哪怕是我这边捅的篓子。
谈话的时间很长，市文联的人也在场，我偶尔专注偶尔走神，叔伯们都有点担心得时不时看着我，隔壁座的戴叔拍拍我手背，做个口型说没事。我想自己在上海已经算很幸福了。王洪文一个人在中南海，我不知道他被集中火力的日子又该怎么过。
回到锦江饭店时已经是八点多了。
我关上门，他坐在床沿，把大衣解下来搭在椅背上。我感到因紧张带来奇怪的眩晕，类似于过呼吸。他抬眼看我：今天的事，我想听你一句实话。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编的。
他的语气很平稳，可我能感觉到那种不容回避的力量，我本该顺着他的话说，把来龙去脉讲清——那些所谓的“黑材料”，大部分是子虚乌有，剩下的不过是我在一次讨论会上对保守派的激烈批评，被人添油加醋。但我心里的不满，却在那一刻像被捅破的水囊一样涌上来。
我说：王副主席，你是老造反了，你是从运动里出来的，最清楚怎么样团结大多数、孤立最少数。我就算做了，你现在把我交出去，也只会让上海造反派内部的分化苗头被利用。你顶多是私下去和那些工人子弟的学生、家长谈一谈，说是误会一场，自己会好好教导我，然后带我亲自去赔礼道歉，不是吗？
他安静地看着我，那种安静让我有些心虚，却又不愿低头。他真正愤怒的时候，总是很安静。过了很久，他才开口：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做我的孩子，就比谁都了解政治，可以利用运动的方向了？
我当然知道，他最厌恶的是投机政治的态度、个人野心主义的夺权。他从工厂出来，一步步走到中央，从来不容忍在群众运动里玩弄权术的人。我这样顶撞他不过是想引起他的注意，让他从北京的忙碌里多看我一眼。这很幼稚，他也许品味到了，但不会接受。
我说：你上一次不是说客套话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在监听以外还有什么话可说。你难道不希望我扮演好一个完美孩子、好同志吗？一旦我不完美，你也会放弃我。你会让我去过普通人的生活。我们也许早晚是要陌路的。
他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像是在审视我，又像是在极力忍耐什么。房间的空气紧绷到极点，我都希望不如被什么一把火烧了。沉默了一阵，他忽然冷下来，语气平静得出奇：你真的一直这么觉得？你觉得爸爸对你的真心，都是在演？
屋子里安静得只剩下浴室滴水的声音。我的呼吸因为争吵而急促，可他的平静让我忽然有些无所适从。我们隔着一张小方桌对视，他的手还放在膝上，掌心朝下，手指微微蜷着，这是他忍耐情绪时的习惯动作，他其实在掐自己。很多年前，我们在青浦救人回来，衣服上全是血的那个夜晚，也是这样对视坐着，他会把自己掐肿也一言不发。
我想说点什么，想继续冲撞和想低声认错的念头交织在一起，我同时还在恨浪费了时间。但一种更破罐子破摔的想法出现了，没几秒就压倒一切，甚至让我轻松起来。
我说：王洪文，我与你不一样，不是百分之百的爱，我从此都不要了。
他说：你什么意思？
我说：原来你也会着急。你觉得自己能真心到什么程度？如果我告诉你，在你不在上海的日子里，男同学早同我谈过恋爱，抚摸过我，我还允许他们用相机拍过我的裸体，你能坦然以父亲的身份说爱我么？我不怕这些事情被人知道，甚至期待一切暴露的那天你认清真正的我是什么样。可惜你根本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在我身上，因为，这些年，我都太让你省心了。
我觉得一切差不多可以结束了。我身体像被掏出了一部分，感到失血过多般的眩晕。
他不紧不慢地脱下中山装的外套，解开白衬衣的领口，把袖子挽起来。他对我说：把身子转过去，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