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 Text:
我跪在灰色的薄地毯上，木地板的坚硬原封不动被膝骨承纳，我一颗颗解开衬衫的纽扣，不顾他在身后让我把衣服穿回去的勒令。他就要失控了。我解开发绳，把及腰的发笼到身前，皮肤接触到冷气而发抖，为他留下光洁的后背施以惩戒，蝴蝶骨因紧张和兴奋而止不住颤抖。他比我想得要不留情面地多，又或者鞭笞原本就是这么大的力气，他从没打过我，我早忘了挨打是什么样的滋味，空气被凌厉破开的声音紧接着落在皮肉上清脆的响，使我想起他刚教我吹口琴时我只会几个短促的音，一节节吹到口琴的末尾，音调越来越高而清亮。
这种时候适合逼问点什么，但他什么也没有说，我好奇他的神情，一个从未对我动怒的人怒不可遏的神情，是否也跟他面对反革命时一样眼角血红，嘴唇紧绷到颤抖；他不敢面对我，既然不想让我看到那必然很狼狈。鞭笞落下的第一声带着破空的尖锐，随即是与皮肉相撞的脆响。疼痛来得突然而凌厉，火焰一般瞬间烧遍脊背。我手指紧攥住地毯，纤维扎进掌心。
第二下比第一下更重，像是有意在提醒我不要把这当成一场虚张声势的戏耍。我咬住下唇，血腥味在舌尖弥散，呼吸短促。背部的灼痛却奇异地牵动了别的感觉，迟来的亢奋从皮肤深处一点点涌出。
再后来没几下我便支撑不住，跪得摇摇欲坠，发丝也向后滑落，我咬住其中一束来克制自己的笑，无声地扬起嘴角，喉咙泻出闷哼，发梢随着他每一鞭落下而在眼前晃动。我又想到风里的柳树，以前暑假时他骑车带我去公园，千条万条的柳枝被风抬起又放下，他说好像小姑娘的头发。
过去和此刻，此刻和未来急遽地在瞳孔中收缩，放大，收缩，放大，在我向一侧歪倒时他用力掐住我的肩把我扶正，手又渐渐上移握至我脖颈，他的掌心粗糙，暖得发烫，让我感到颈下将留下一片火烙的灼伤。力道一点点收紧，我的喉咙顿时被压迫，呼吸几乎断绝。眼前的世界一瞬间发白，耳边只有心脏猛烈撞击的轰鸣。
从结局回看，也许有那么一刻他动了掐死我然后开枪自杀在这里的念头，哪怕只有转瞬而逝的半秒，但他收拢掌心的那一刻，我们离死很近。革命形势迫使我们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走上了一条登天的长阶，抵达云上的光辉殿堂似乎要献祭某些你最看重的东西来作为抵押，对于不同的人这个代价不同，爱人也好，青春也好，在这无穷尽的长阶上每一天你的信仰与人格都在接受冲刷，风雷时刻要将你卷落，爬得越高过去便越渺不可及，爬得越高便离粉碎更近，有些时候你真的好想松开手，轻飘飘地任由自己落下去，像一片鹅毛。也许那天我们就应该松开抓着阶梯的手，免于日后遭受雷刑。
眼前的落地灯，沙发，窗帘，木桌都逐渐变得模糊，我忘了自己求救了没有，有没有下意识地说爸爸放过我。在记忆中那一晚后面的画面都碎片化了，最后他把我掀过来面朝着他，抱着我坐在他腿上，给我盖上他的大衣，搂着我深深把头埋在我颈窝。他身体竟然很凉，也许是我开始发烫，他颠来倒去地说了一些不成文的话，说为什么连你都不像我了，说对不起，说我好想家。
我原本也想问他你信我说的话吗，但又想到他只会自己去查清楚，事到如今谈不上信或不信了。
我费力地伸手揽住他的腰，他在北京这几年还是胖了一些，从前他背着我时都能感觉脊骨一节节得硌人。我们挨得那样近，我埋没在他随呼吸而震颤的气息里，分辨着凤凰烟残留在他袖口的烟草味，甜丝丝的发膏，晚餐时饮下的茅台，体温让酒气从贴身的粗棉布蒸出，间杂隐隐约约的铁锈味，他把我抽出血了，我不无欣喜地想他肯定不舍得丢了这件衣服，就算洗干净了，未来再穿上的每一次，他还是会回想起自己干出这种事的晚上。
因被抽干力气而睡得一夜无梦，只恍惚间似乎有浴室水流的声音，他在冲冷水澡。王洪文没有跨过那雷池的一步，我不意外，在从工人到副主席惊心动魄的道路上中途折殒了太多人，他没有作恶的本性，其实也没有作恶的资本。在失控的边缘他勒住了我们俩，昨夜有一万个我们可以堕入享乐的漩涡的理由，但不做的理由只有一个。我们还要继续向前走。
早晨我醒来时房间里的暖气已经散尽了，室内空气也冷得刺骨，有人在离开前把双层玻璃窗开了条缝。我还在发烧，头晕晕沉沉，眼前的一切罩着层薄雾。桌上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开水，玻璃杯底浮着一层白色的沉淀，凌晨有人匆匆兑过退烧药片，我忘了怎么叫我喝下去的。挂钟显示才不到六点钟的光景，上海还在沉睡。
我拨开厚重如幕布般的丝绒窗帘一角，窗外是一片沉静的靛蓝色世界。室内暖黄色的灯在眼前的玻璃投下淡淡的倒影，需要微微侧过头，才能看清窗外的景色。下方花园里的法国梧桐早已落尽了叶子，寒霜凝结在枝头，反射着楼下门廊处那两盏煤气灯造型的路灯晕黄的光，如撒了一把冰冷的碎钻。视野越过枯枝，极为开阔。黄浦江像一条凝滞的、深灰色的巨蟒，沉默地卧在城市中央，江面上看不到航行的船只，只有几盏固定的航标灯闪烁着红绿光芒。对岸的浦东完全隐没在浓重的黑暗里，几乎没有一丝灯火，仿佛是一片无边的旷野或冰冷的沼泽，与西岸沿江那些殖民时期遗留的、轮廓恢宏的巨大建筑剪影形成一种对比。近处，偶尔有一辆早班的无轨电车驶过，车窗透出昏暗的光线，像一座移动的、暖黄色的孤岛，在空旷清冷的街道上缓慢漂移，电车顶弓划过电缆，爆出短暂的、幽蓝色的电火花，成为这片沉寂画面中唯一动态的、带有工业时代印记的符号。
双层玻璃良好的隔音，将这一切渲染成一幅近乎默片的、宏大而冰冷的画卷。室内的奢华与温暖都变成了一种不真实的衬托。桃花心木家具温润的光泽，沙发上搭着的柔软开司米羊绒毯，以及手中白瓷杯里散发出龙井的暖香，都更凸显出窗外那个世界的凛冽与疏离。昨夜至今都像一场梦未醒，我挑衅了几年未见的父亲，然后我们痴缠着贪恋彼此的温暖，又在天亮前分别。
那几天我在锦北楼的套房没有出去过，病得时好时坏，王洪文不在时我又开始做起光怪陆离的梦，梦见我们在民国时的上海做情报工作，在电车和咖啡店一个月见一面，最后我们都被抓住枪毙了。也梦见很奇怪的场景：一片荒野被皑皑的大雪覆盖，漫天风雪让人几乎睁不开眼，我跟他走在路上，路两边插满了巨大的残破的红旗，迎风猎猎作响，扶着旗帜的人什么样都有，有工装上油渍斑斑的工人，有相互搀扶重伤的士兵，有戴着眼镜但头破血流的学生，一路走来哀鸿遍野，每个人都望着他说王副主席，我们不会输对吧，王副主席，坚持走下去啊，我们相信您，王副主席，革命万岁，革命万岁......呐喊的声音被烈风压得几不可闻，那条蜿蜒曲折的路看不到尽头。醒来时我想起陈毅的诗说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才后知后觉那天是冬至，也许是梦见地下的英烈了。我抽了自己两巴掌，感觉自己是太久没见到王洪文压抑过了头，现在根本不是可以发疯的时候，我一遇到问题就这样对得起谁。这么想清后骤然感觉病好了不少，天昏地暗的日子也该过完了。
用温水洗了把脸，出来后电话恰好响了，廖叔跟我说王副已经回了北京，刚落地。我不意外他没来跟我说再见，那一晚后他肯定后悔，他没有调整好不知道怎么面对我。但心里到底有些空落落的。没有想到的是廖叔又说，中午一点机场有架警备区的专机，如果我想走，就搭上那一班也来吧。
我反应了半天，廖叔在电话那头喂了好几声才回过神来，言语间不免带上喜悦，我说我会去，现在我回宿舍收拾下东西。他说好，十一点我来陪你吃个饭，吃完送你去吧。
我回复旦收拾了一点行李，没有同几个人打招呼便轻飘飘地走了。许我任性一回便享受好任性，等着王洪文替我收拾剩下的烂摊子。出了宿舍楼，军用吉普已经等在那里。灰黑色的车身在冬日的冷阳下流转光泽。司机摇下车窗笑着跟我敬了个礼，打开门下来，帮我把行李搬进后备箱。廖叔坐在后排，拍拍椅面，我说好像中学时出去春游。他说差不多么，春天是快来了。
吉普沿着淞沪路驶出校园。街道两旁是光秃秃的梧桐树。路上行人不多，大多数人都缩着脖子，手里提着布口袋或搪瓷壶，匆匆往工厂方向赶。车子经过黄浦江边时，我看见江面上飘着一层薄雾。几艘驳船正缓慢移动，船工裹着厚厚的棉袄，动作麻利有力。江岸的仓库墙壁上还刷着标语批林批孔、深入批邓的标语。
车子在百货大楼前稍作停顿。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之一，以前逢年过节我也会跟王洪文或者朋友路过来这里看看橱窗。今天大楼门口冷冷清清，只有几个女工提着帆布袋进进出出。廖叔叔转过头，低声说王副走之前，还特意来过这。他言语间很是雀跃，料定我会高兴似的。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直到他从座位底下拿出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我。我拆开，里面是一件淡粉色的风衣。布料新得发亮，在昏暗的车厢里竟显出柔和的光。指尖触到的那一刻，我胸口有点发热，沉甸甸的酸涩与很多数不清的情绪涌了上来。刚跟王洪文回到弄堂里的家时，他也给我准备了一件崭新的列宁装，我穿着在他面前高兴地转圈，他给我戴上他从抗美援朝战场带回的红星星胸针。想到这我回头看了眼车后备箱的行李，那颗星星还被手帕裹着放在里面。列宁装早已穿得洗到褪色，只有它我一直没怎么舍得戴过。廖叔接着说，王副说北京天气更冷，怕你不适应。
我侧过脸去看窗外的景色，不知为什么感到有些被戳穿的羞赧。他叹口气说，星星，我们是看你长大的，接下来的话我也就作为叔叔多嘴一句。你爸爸在北京压力太大，会议不断还要学习，萧木说他睡得比毛主席还少，但他再有什么事，也确实不该这么久没见就对你发火，更不该动手。你是好孩子，从小就替他省心，我清楚你们是最在乎彼此的，所以这次到了北京后，你就别同他置气了，我们这两天也对他这个同志做批评了呢！
我点点头，抿嘴笑了笑。刚在车玻璃的反光才看见自己嘴角还是肿的，围巾也没有完全遮住锁骨的伤痕，我都忘了这些叔叔伯伯们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不过他们理解中的状况同实情还有些差别，王洪文自然也不会说出口他起先是被怎么挑衅了。但不重要了，廖叔叔说得很对。我没打算再生气，车也快到了机场。
车驶上延安高架，朝虹桥机场方向去。窗外的景色一幕幕倒退，弄堂、厂房、烟囱，还有那些熟悉的红砖楼，都渐渐被甩在身后。上海，再见。
吉普车缓缓驶入候机楼后的警戒区，几名武装警卫已经在等候。黑色的长筒皮靴踩在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远远望去，停机坪上只静静伫立着一架银灰色的专机，尾翼上喷着红星，孤映在昏暗的冬日天光下。
我换上风衣后下车，衣摆被风扬起，怀里的牛皮纸袋也随着风轻轻鼓起。登机的舷梯旁，站着几名空军军官，肩章在风里闪出冷冽的光。他们表情肃穆，微微点头致意。没有旅客往来的热闹，没有广播催促，一条金属舷梯独自伸向机舱口，很有通向另一个世界的意味。
机舱很空，没有民航的密集座椅。靠窗的位置摆放着几排宽大的真皮椅，前方安放着一张固定的小桌，桌上压着文件夹和公文包。我坐在靠窗的一侧，对面坐着两名我眼熟但不知道姓名的随行干部，互相点头笑了笑打个招呼。舱内的光线昏黄，四周异常安静，只有发动机启动前的低沉轰鸣在机身里共振。
起飞前，廖叔叔走到我身边，把一个搪瓷杯放下。热气在里面袅袅升起，他小声说喝点水，飞机要飞两个多小时。机舱里的广播没有民航机礼貌的问候和各种注意事项，只是简短地通知起飞。随即，整个机身微微一震，发动机的轰鸣骤然加剧，耳膜仿佛被厚重的风压紧紧包裹。专机冲上跑道，猛然抬升。
我的身体被牢牢压在座椅里，窗外的上海迅速缩小，江面、工厂的烟囱、红砖的楼房，都在脚下迅速后退。天色昏沉，像一块灰色的幕布被猛地拉开，把我与这座城市隔绝。
升空后的舱内比我想象的还要寂静。发动机的轰鸣变成持续的低频，像一段没有休止的鼓点。随行的干部低头批改文件，笔尖快速划动，没有要闲聊的意思。空姐穿着藏青色制服给他们添茶。
我靠在椅背上，目光越过舷窗，外面云海翻涌，夕阳从云隙里挤出一丝锈红，把机翼映得冷冷发亮。整个世界像是一块厚重的铁板，飞机在上面划开一道细线。
我不由地想起同样的景色，京沪两地，他不知已看过多少遍，只是越到后来越无心望向舷窗外吧。
在小的时候我迫切希望自己长大，无数个深夜里我听见隔壁的他被窗外的人叫醒，去十七厂，后来是去工总司，革委会，那时我好希望自己能为他分担，而不是只能在黎明前的漆黑里无望地等待他。那时很多大人，包括王洪文都跟我说，珍惜还是孩子的时光。但我明明再也不想做无能为力的小孩。
现在如愿以偿作为大人，我得以一步步走进他的世界，这里寒风凛冽，终年大雪。
舱灯渐渐暗下去，机舱里的空气更显得稀薄。我听着轰鸣在耳边持续不绝。那不知过了多久，机长的声音通过广播传来，即将进入首都机场上空，准备降落。
睁开眼时，舷窗外已经能看到一片灰白的地面，大片土地上覆着残雪，被风吹得斑驳。零散的村庄和工厂烟囱若隐若现。北京的轮廓在远方逐渐清晰，如同一张冷硬的脸庞，静默地等待。
机身猛烈一震，轮胎与跑道摩擦出沉重的撞击声。身体被猛地推向前，又拉回原位。舷梯放下，冷风呼啸着灌进机舱，带着北方特有的土腥气与煤烟味。跑道两侧停着几辆整齐的军车，士兵们笔直站立，风把他们的军帽吹得微微晃动。天空灰蒙蒙的，太阳被厚云遮住，整个世界像被裹在铁幕里。心情无由地产生了几分苍凉和激越，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王洪文准备好了，我也一样。
机场的冷风一阵阵扑上来，我将风衣扣紧，从舷梯远望，空阔的机场停驻的一排整齐肃立的军车。耳边轰鸣声还未散去，远远跟随我到这座暂时陌生的政治中心。
有军官接过行李，带着简练的寒暄。我依旧被安顿进一辆深绿色的吉普，车窗因温差而蒙着一层白雾，驾驶员专业地保持着安静。车顺着跑道外的专用通道驶出。北京的天空确乎更为沉闷，灰白色的雪在地面上融成一层黑泥，街边行人三三两两，呼出的白气在寒风里倏然散去。车轮碾过结冰的地面，偶尔发出尖锐的摩擦声。
我本以为会像过去几次那样，被送往家属招待所，然而车子驶进长安街放慢速度，沿着深灰色的围墙一路缓缓行进时，我才意识到这次直接去了海。灰黑色的高墙，顶端覆着白雪，墙上斑驳的砖石在风雪中湿润泛光。吉普车停下，车门被拉开，我看见那道沉重的朱红大门在眼前缓缓敞开。不是第一次进入这道门，此次的心境却截然不同。门楼匾额上「新华门」三字在暮色里分外肃穆，字体遒劲，镀金的笔画仿佛在阴翳的天幕下泛出一丝寒光。不再做旁观者的时间比我预期得还早，我扪心自问，是否预备好了足够的勇毅。车驶入后，门扇在身后轰然合上，世界顿时静了。外面的喧嚣与此地隔绝，只剩冬风吹过松柏时的低吟。
警卫员替我拉开车门，寒风裹着干燥的土腥气扑面而来。我正等警卫员引路进入，没想到人群之外，那熟悉的身影就这样站在不远处。
王洪文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白色的领口风纪扣系得一丝不苟。北京的冬风吹得他耳廓通红，他却不避，让风肆意掠乱鬓角。他站在新华门内侧，背后是成排松柏和一线未化的雪。
他竟然亲自来了。
我脚步一滞，望着他微微偏过头笑语盈盈的面容，竟一时看得出神，完全忘了做出反应。只是几日没见，我比起上次更能安心地端详他了，他不再像在十七厂时那样精瘦，被滋养出了温润沉稳的气质，如同巍峨苍翠的青山，风雨间岿然不动，又包容着所有鸟雀生灵的栖息。
他朝我走近，轻轻搂了我一下，说星星，欢迎你到北京。
秘书先提着我的行李走了。警卫员跟在我们身边，没走几步，他忽然转身朝他们俩挥挥手。他们立马停下了脚步。我心中一动，霎时间以为他有什么要紧的事同我商议，想来叫我从上海来，也不只是情分的缘故。我被他领着往前走。初冬的园子里空气寂静，只有鞋底踩在青石板上的清脆声。在往前走出的一段路里我大脑回想着近期听到的风向，关于周总理的身体，关于四届人大，关于邓小平是否要回中央主持工作。他开口却叫我愣住了，声音依旧温和平静，说丰泽园里有些花马上要开了，会很好看。我愣了愣，还没回答，他已经自顾自继续往下说。路过一株腊梅，他侧过脸，像记起来似的，又添了一句：腊梅耐冷，黄的花瓣很好看，开得早。走到假山旁，他又说石头缝里夏天会长青苔，雨水打下来有股潮气味儿。经过一株枝干光秃的柳树，他也会轻声讲一句春天的时候，它抽条发芽，比上海的要晚一点。
我懵懵懂懂地点着头，半天才反应过来他是要当导游，生怕我嫌弃这片冷寂的园子。他言语间有些傻噔噔的欣喜，好像想证明：这里不比上海差，不会无聊的。
比起花草植物的景色，我更忍不住地是始终走神望着他侧脸。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了，他也懒得理，只是目光明亮，神情放松，这一刻确实让人有些忘了他是副主席，顶多像个下乡的知青，同人介绍着这一带的风物。我想到这忍不住低头笑了，他问，好玩吗，首长。
从丰泽园绕出，走过几段曲折的小径，到了25号楼。红砖外墙在暮色里沉郁，楼体不高，端正稳重。台阶两侧的石狮子在夜色里泛出冷意，青苔还有些爬上基座的痕迹。
上了楼，秘书替我打开房门，简单介绍了已经收拾好的房间。进了室内，暖意扑面而来，空气里淡淡的木头与羊毛味。靠窗是一张宽大的写字台，紫檀色的木料打磨得油亮，台面上覆着一块厚玻璃，下面压着北京城区地图。桌角的黄铜台灯罩散出暖黄的光。床头柜上放着一只青瓷花瓶，插着几枝刚送来的腊梅，木地板覆着素净的羊毛地毯，墙壁浅米色，挂着幅落款白石翁的山水字画。
我看了一眼，行李已经置妥，床铺整洁，桌上还放着一束淡粉色的剑兰。气氛显然经过细心安排。
王洪文背着手看我，神色还有些期待，使我想到复兴中路的家里我们养的那只大狗狗，叫马林。它看着很凶，但对喜欢的人很会坐得端端正正扬着头摇尾巴，王洪文曾对此狗一见钟情所以把领养回去，尽管那时候身边人都说养大狗很麻烦的；我说你见到同类了，他说你跟马林都说我领回来的，你们是同类才对，我又说你是我们的爸爸，我们三个都是，行了吧？
马林知道王洪文喜欢它，对它好，所以对他也非常热络，他一回家刚进门，马林听到动静就会飞快地哒哒跑来舔他的皮鞋，毛茸茸的大尾巴摇得像螺旋桨，王洪文就蹲下来撸它脖子和下巴的毛，它随即发出舒服又幸福的呼噜声。在王洪文去北京有警卫员之前，马林就立志做他的警卫员，在复兴中路散步时，它见了人就经常警铃大作地汪汪叫，不过也很听王洪文的话，被牵紧绳子训一声就闭嘴了，只是凶神恶煞地望着别人，吐出红舌头喘气，曾把不少老保吓得边流汗边暗暗生气。我据此认定它是很通人性的好狗。
它曾精力旺盛地在花园跑来跑去拆家，把灌木弄得七零八落，王洪文也没怎么生气，只是严肃训了它，给它关角落反思，它心虚地不敢直视又偷偷看人、露出眼白的样子非常好笑。王洪文也尝试过丢球让它去捡这种游戏，不过马林玩得太起劲了，跑得飞快，你玩一次后它就想天天缠着你玩，王洪文在厨房做饭它也叼着球跟他屁股后面转，围着他转圈摇大尾巴。总之马林曾给我们带来过很多欢乐，后来我上大学也不常在家，它才被念念不舍地转送给别人。
他自己的房间与我的只隔一条走廊。布置大体相仿，却更显庄重。进门正对的是一张宽阔的红木班桌，桌面收拾得很整齐，文件夹叠放成两列，几本《红旗》杂志压在一旁，黑色转盘电话放在靠手的位置。窗下的矮柜上放着一台进口座钟，滴答声沉缓，靠墙的一组书柜里排满马哲的书籍和文件。呢绒沙发的坐垫厚实，靠背上搭着一条深绿色的羊毛毯，旁边立着一只没有开的落地灯。床头是一幅长城远眺的油印画。他一个人睡双人床，褥子叠得整齐，棉布床单洁白，边缘熨得笔直，一看就是部队出身的做派。
我施施然坐到床上，手轻轻拍了拍褥子，说：这不是留给我的？
他怔了一下，眼角的纹路漾开笑意。他本身长得很显年轻，娃娃脸的基因使得近四十岁了依旧像小伙子，虽然这在政坛不算什么优势。只有眼尾的纹很深，眯眼和笑起来时都会延出去。小时候听拾柴火的食堂大娘说，眼尾扎花、卧蚕浓、眉毛柔顺、嘴角上翘的人从面相来看会桃花旺人缘好。那么王洪文其实都占全了。他说：你更喜欢这间的话，我就让给你住。
我看了眼门口，警卫员果然还在外头站岗。我目光转向门口又飘回来，笑而不语。他有点不自在，面上泛起淡淡的红意，瞬间明白了我是什么意思。
他走过来也坐到床边，手掌温热地覆上我的头发，轻轻揉了揉，俯视着我说：星星乖，除了这个，什么都可以。
我可以体察到他与记忆里的父亲不同了。他语气依旧温和，但习惯性带有了不容抗拒的意味。那种后天铸成的气场，坚固如一道屏障，既想为我遮风挡雨，又竭力不让那不可言说的欲望渗入其缝隙，无时无刻不在做着艰辛的抵抗。
我仰头看着他，眼神久久不移。他的呼吸渐渐变得急促，身体变得僵硬，肩膀不自觉绷紧。我慢慢向他靠近，试图在他眼底找到一丝慌乱，不过他伪装得很好。在他推开我前，我轻轻搂住他的脖颈，把脑袋埋在他肩头，声音闷在衣料里：我可没说要做什么。
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像深秋北戴河潮水上涨，剧烈地拍打着礁石。
接下来两三天主要是熟悉附近环境，以及妇联和团中央的干部来拜访。前一晚王洪文简单同我探讨过，我听出他之前早已想好过我来北京后发展的方向，现在问我接不接受，以及主要还是看能否被同志们认可。
最先来的就是中办的工作人员，说几位同志听闻消息，准备来欢迎欢迎我，接风洗尘。第一批到的是两男一女的干部，都比较年轻，只比我年长几岁。他们带来一摞新书当见面礼，有《哲学常识》《反杜林论》等，还递过一只崭新的深绿色热水瓶。女干部握着我的手说，首都的冬天干燥，这个给你专用，喝点热水润润嗓子。这几人言语间十分客气，善意也小心翼翼的，在掂量我是否好接近。
团中央书记处的书记胡克实、杨海波、王伟也先后来了25号楼。胡克实身形高瘦，声音却很温和，他目光带有长者的关怀，说：听说，你刚来，不必拘谨，明天我们有个交流会，让你一起谈谈工作想法，互相了解、学习一下，你看怎么样。他的态度很切实，我感觉他可能早已筹划好如何将我纳入青年工作中，只是来通知我一番，让我别紧张。
杨海波站在一旁，略显青涩，微微笑着又递来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讲义》。他说这书过去是团校的教材，说你读起来肯定毫无压力之类的带点恭维的话。看着跟我父亲年龄相仿的人对我半敬重半试探的态度，有些许微妙。不一会儿，几个不那么熟悉的面孔也跟进来，是王照华和张超。他们的警察帽还没摘下，握手时力度更有分量。王照华送了两罐润喉茶汁给我和王洪文。
妇联的两位女同志也来了，衣着朴素整齐，说是代问候。她们语气很周全，态度更随和家常些，说要是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就直接告诉，她们可以想办法。她们坐在沙发上和我闲谈，话题不外乎读书、写字、上海的风气。
下午，廖叔带我在中南海里转悠，我指给那位书记处书记递来的书，他说团中央的这几位，都是从青年工作里出来的，他们对你亲切，但肯定目前还是谨慎。
他指点着不同的楼：这是怀仁堂，开大会用的；那边是春藕斋，以前常作接待。
我们走过丰泽园的湖畔，湖面上薄冰还没完全化开，斜阳照着冰面闪亮。他说以后你有空，可以来这走走。王副工作忙，想让你先自己熟悉这里。
当晚，王洪文带我去丰泽园的一间餐厅。屋里已经坐着几个人，姚文元、张春桥，还有几位中办的干部。我一进门，姚文元先站起来笑道星星来了，快坐。他们寒暄几句，话题很快转向国内外的形势。那天是我们初次见，但没有什么切实的交流，私下拜会还要到几日后。
第三天上午，我跟随王洪文出席了一个小型座谈，议题是青年干部培养，出席的有不少团中央和工宣队出身的代表。那次点名到我发言，谈了些各地工作遇到的阻碍和解决思路。具体细节我已记不太清，大概反响尚可，只记得晚上回到25号楼王洪文来我房间坐半天，兜兜转转我才听明白他是怕我觉得他在外人面前对我太严了，有点不得已。但我其实都没感觉到哪里严了，不过那晚还是借机要“补偿”。叫他明早陪我出去吃早点。
天色尚早，薄雪未融，晨风吹得中南海里湖面生出一层薄薄的冰。银杏叶落尽了，枝干在冬日的天空下显得冷清。沿着曲折的小路走过去，石桥下结着冰花，偶有水禽拍翅，声响空旷。王洪文步子放得很慢，应该是在心里斟酌着即将见面的交谈。
我们在丰泽园的会客室见到了江青阿姨。房间里暖气烧得足，墙壁上映着一片柔和的灯光。江青穿着墨绿色的呢子大衣，我进门时，看到她手里正把玩着一副墨镜。她听到声响，抬起头把眼镜放到一边的茶几上，站起来笑盈盈地轻握住我肩膀，说，穗星，你爸爸可真防着我们！前两回过年都没见到，这回总算打了照面。我说江阿姨，我早就想来了，最想见的就是您，您比报纸里漂亮神气多了。她说就你嘴甜，跟洪文同志不一样。真🤔想来北京？
我说真想，想爸爸，也想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多做点贡献。她说在上海哪就不能贡献了，我看还是想爸爸多一点。我们都笑了，王洪文提起一袋糕点放桌上，说你不是要带特产给江阿姨，怎么，见面一开心就忘了？我不好意思地说哎呀...
没想到聊工作上的事并不多，江青对于之前上海市学联的风波也没过问什么，只是嘱咐我接下来几天尽快去见毛主席，提早问好日程安排。临走时，她伸手替我拢了拢额前的碎发，我没想到初见会这样顺利和温暖，心中升起了一小簇火苗，我说一定不辜负江阿姨的期待。
张春桥则是在国务院的临时办公室。他桌上文件极其整齐，给我印象就是要么他有，要么他的秘书有点洁癖和强迫症。他戴着黑框眼镜，初看神情冷峻，让我想起多年前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初到上海时我们对他的误会，其实他很有耐心，把群众的事当一回事，处理问题的政治手腕比地方造反派要老成得多。他同我谈了谈大学上的是什么课，读的书，做的一些调研报告，讲学术更多。他对我严格才叫真严格，严是他表达肯定和厚望的方式。学无止境，我很感激。
相较来说姚文元要随和得多，去见他的路上我感到王洪文也没有那么紧张了。在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室，他刚从一次汇报中出来，和王洪文寒暄几句，转头对我笑着说：哎，你们年轻人要多写，多想，多看，不要怕犯错。文章写不好可以重来，但思想不能偷懒。他的语速轻快，几乎有点书生气，我当即表示来就是要学习的，越不好越要学，他笑出声来，拍拍我肩膀说有这股劲就行。我感觉在他眼里自己似乎还只是一个青年学生，不是马上要被推到政治舞台上的人。
初见的人里也有不少持挑衅意味，如在西花厅见到李先念，开头就问起我在上海干过什么工作，我简略答了些基层经历。他点点头就语锋一转说青年人要接触工厂、农村的真实情况，不要只听一面之词。语气很平淡，但内容指向性很强；汪东兴也差不多，稍微谨慎些，总提安全与警卫问题，反复说领袖身边的人，忠诚最重要。忠诚是第一位的，一边看着王洪文一边转头问我是不是。我说忠于革命领袖毛主席，忠于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党，忠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应有之义，在不在主席身边，作为党员都要讲忠诚。
没过几日就是团中央书记处的扩大会议，廖叔说位政治局领导会到场，议程之一是补选书记处候补人选。新华门外梧桐枝丫刚吐出一点嫩芽，阳光斑驳打在砖红的墙体，走廊里传来断断续续的脚步声，年轻干部们在来回穿梭，我在这很少看到这么多年龄相仿的人了，不免有些高兴。廖叔边走边低声提醒：王副说你今天要稳住，不论谁提问，都先听，答话要简短。大大小小会议早开得习惯了，我本不紧张，但第一次听他转述提醒，弄得我感到这次同以往的分量不同。会议在怀仁堂的小礼堂举行。长桌两侧坐着团中央常委和书记处成员，几位国务院科教组的同志也列席。空气里弥漫着墨水与暖气的味道，四壁挂着“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标语。
主持人宣读议程时，我张望了一下，注意到胡克实、王伟都在座位上点头，偶尔与我对视，眼神里有鼓励，也有一丝考量。问答环节比较顺利，当时参选的还有几位同志准备得也很充足。张春桥同志提议将我列为候补书记，并挂职国务院科教组秘书，协助青年干部和高校方面的调研工作。整个过程并没有太多波折，举手表决时我没有回头看，直到最后听到自己名字被念出，掌声骤然响起，我才感觉自己还是对中南海的会议结果有些怯场的，无奈地笑了笑。这并非单纯的荣誉，是一种掺杂了责任与风险的托付，主要是风险。
散会后，之前在25号楼见过面的几位年长干部围拢过来，笑着同我握手道，年轻人有干劲，是好事。他们的话里多有善意，但我能听出隐隐的提醒：有干劲是好事，但也要学会分寸，别太较真就不知好歹了。这多少有点看爹的做事风格下菜碟的意思，人不怕你草包花瓶就怕你真有能耐整他。以及，被总是强调年轻往往不是什么好事，这在王洪文身上早就体现得完全了。
真正的考验从工作开始，挂职科教组的头几周，我被分派跟进几所高校的情况，负责起草调研材料。桌上堆起厚厚的信访件：有学生抱怨宿舍供暖不足，有教师批评教材“走白专道路”，也有青年干部反映基层工作分工不合理。每一份信件看似琐碎，背后都牵涉到政策的取向。
第一次参加国务院办公会发言我还有些生涩，会后，科教组的龚育之走近我，肯定说材料写得细，可惜太中性。我回去的路上想半天才明白：那是鼓励我要敢于亮出倾向的意思。
调研时我去了清北在内的北京几所高校。教室里，学生们穿着单薄的棉衣，态度很直率，他们谈起实验设备不足时，语气中夹着对未来的急切。校党委书记带我看了实验楼，墙壁斑驳，玻璃摇摇欲坠，比我想的状况还差。我没有当场表态，记下所有细节，回海后，我在材料开头先写：青年学生的热情与创造力，是推动四个现代化的宝贵力量。再逐条列出问题，并在结尾附上应加强国家在理工科教育与科研条件方面集中投入的建议。这份报告递交上去后，意外地被周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点名称赞，说敢于讲真话。
遇到的问题花样翻新，老干部的阻挠层出不穷，我偶尔觉得以往自己在上海的日子其实太过惬意，都不知道王洪文原来这些年一直在面对此等牛鬼蛇神。他需要操心的事太多，75年越往后越感到许多地方捉襟见肘，财政、军事、人事都没有实际决策权，副主席当得难，他连标准照都没空去拍，推了杜修贤好几次申请。
一月初，天安门广场白雪未融，全国代表齐聚人民大会堂。第四届全国人大开幕，宪法草案摆放在每个代表的案头。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名字依然高悬，邓小平的身影重新出现在主席台中央，所有人心里都隐隐察觉到政治格局的重组。我心里有些烦躁，不好的预感忽隐忽现，在关于反右倾翻案的问题上，我时常感到压力如石块压如胸口。接触中央的工作没有多久，我都有这样的体感，王洪文在中南海独自应对了那样久，如今依旧能在会见外宾时春风化雨，回到25号楼对我耐心又关怀备至。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理解了为什么初到北京时感觉现在的他如苍山般沉静威严。在共和国政治空气最敏感的地方，一个贫苦出身的工农兵必须不停地拔节生长，高处不胜寒，但他已经走得比党内绝大多数人要远。
四届人大上，我坐在席间看着主席台上穿着65式的父亲，坐在毛主席和周总理身边，一代伟人年迈的样子总让人有些悲伤，父亲相较而言是那样年轻，年轻到似乎足以把所有前人未酬的壮志都交付给他。
团中央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调研高校学风和青年干部培养。文革后的校园如同被犁过的土地，杂草丛生，秩序待整。很多教师刚复课便又心怀疑虑，青年学生在造反的激情和未来的迷惘之间徘徊。我的调查表一份份送到桌上，最初的报告几乎无人理会，但我这次知道了可以怎么操作，如借科教组的名义，把数据直接汇入国务院的材料汇编，再由王洪文在常委会上点名引用。人大刚闭幕，他又要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四个现代化的纲领。毛主席在湖南发来批示抓革命、促生产，他被指派去北方几个军工厂视察。
春天来临时，外部世界的消息接踵而至。蒋介石在台北病逝，越南局势骤变。外交部的通报拿到手时，我正在团中央机关食堂吃午饭。文件在大家手上传阅得边角都皱了。王洪文回京后，在常委会上对邓小平的整顿风提出严厉批评，我第一次见他在会上发那样大的火，斥责干部“坐办公室指手画脚，不去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问题已经火烧眉毛了还装看不见”，与会者有人低头，有人冷眼。散会后，他神情像卸下一副盔甲般疲倦。
清晨，北京的天空像被磨薄的铅片，压在古城上空。北风在中南海的水面卷起细碎的波纹，阴雨前，水鸟被气压影响低飞，不愿久留。我天微亮就起来整理昨夜的会议资料，王洪文没有敲门便推门走进我的卧室，神色与往日的沉稳有些不同，嘴角勾起若隐若现的笑意。他放下手里的公文包，拉开另一把椅子坐在我对面，说：走，今天别在屋里闷着了，我们一块儿去南苑机场那边的林子打猎。我愣了一下，心想怎么这样突然，狐疑地说啊，有什么急事不能在这说吗，那你等等好不好，等我....
我还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了，王洪文近乎撒娇地把脑袋放在桌面眼巴巴望着我，说诶，不等了，事情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出去玩嘛。跟非拉着我逃课的坏学生一样。
我想这几个月来我偶尔还有周末能休息，他几乎全年无休，再疲惫的通宵后早晨的会议还是要出席，只有白天抽空能眯一会儿。诚然他比这四方院子里的所有领导都年轻，但之于常人，也不是二十出头的身体了，再好的身体也不经这样熬。我自己对刚接手的工作应接不暇，因而还没来得及劝他注意休息，只是每次在他连轴转的日程里心惊肉跳地看他又出门了，房间的床几乎没怎么动过，烟灰缸却总有刚落火星子的烟蒂。受不住了要给自己放假才算正常，工厂的机器都没这样工作过。
窗外隆隆的闷雷让积郁已久的沉闷空气裂了道缝。虽然这看上去不像是适合春游的好天气，但没关系。我点了点头，他已转身吩咐警卫员准备车辆和猎枪。
吉普驶出新华门时，城里的街道仍显得冷清。杨树枝条灰白，风吹过，卷起路边的沙尘。越往郊外去，天色越显空旷。远处的机场跑道像一条笔直的灰线伸展到地平尽头，铁丝网外的林带里，零星的枯叶在寒风中簌簌作响。车停下时，王洪文比我先一步拉开车门跳了下去，迎着风拉了拉大衣的领口。
我从后备箱拿出猎枪，沉甸甸放在手里，我有些陌生。王洪文却像忽然回到年轻时在军队里的模样，眼神锐利，脚步轻快，面容间活泛起了期待的神色。他指了指不远处的林间，说那边常有野兔出没。我都不知道他上次来这打猎是什么时候的事了，风正吹得草丛伏低，林叶瑟缩，天地间只余下枪口的黑洞和我们呼吸的热气。
第一次开枪时，我手臂控制不住有点颤抖，火光闪烁，惊起满林的鸟雀。它们在空中盘旋，翅膀扑簌簌地响。我其实有点奇怪他为什么放心让我第一次就这样开枪，不由想起小时候在弄堂，我总是在他身上扒拉来扒拉去，要他腰上的枪玩，那把工厂保卫科配备的仿苏联制的54式手枪，他卸了弹夹还是不敢交到我手上，后来用锉刀和刨子削了把木枪给我玩。长大后我已经忘了对枪的爱好很久了，现在握起来才重新回忆起那种兴奋。
王洪文不知什么时候靠近了，从后面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说：别怕，这样瞄准就好。他在我旁边蹲下，半晌都没有动静，只有簌簌的风从我们两人之间穿过。我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密林间草木繁杂，似乎什么也没有。
我蹲在他旁边，看看他又看看林子，就在我忍不住想开口询问时，王洪文竟好像有我要出声的预感，提前转过身向我比了个嘘的手势，露出安抚的神色，摸了摸我的手背。一阵让神经发麻的细微电流沿着小臂爬上肩头，一瞬间我心猿意马。
就在此刻他抬起了枪口，动作完全悄无声息。随着一声啪地枪响骤然划破持久的静寂，一只野兔应声倒下，白色的身子在黄土地上打了个滚，最终停下来。我高兴地站起来，他跟在我后面走上前。他说，来之前还想你会不会害怕，还好吧。我说，是有点可怜。我蹲下来看了看，他说那你转过去，我老实转过去，他喜滋滋地把第一个战利品提了起来，拎到警卫员手里。
风在林间呼啸，卷起枯叶，我感到长时间背着枪有些沉。这时抬起枪身就很难稳住准星，肩膀被冰冷的枪托压得发麻。远处忽然有一群野雁振翅而起，黑色的剪影在昏灰的天幕上拉开一道急促的弧线。我心里一紧，本能想要扣动扳机，但发现比预想中要费力，眼睛被风吹得酸涩，怎么也做不出王洪文那样看似轻松凌厉的一击。我想，他其实是特别擅长等候的那种猎手，在哪一方面都是。小时候我看他收编工总司的各山头，那时觉得他有点儿厉害，但这种事如今真的轮到自己来做才知道，当初他是怎样了得的好手段。他有足够的耐心去蛰伏，然后一击必杀。哪怕他此刻在静静地等候，你也能感受到他周身环绕着青壮才有的矫健气息，对于敌人来说，这是个十分难以对付的对手。
忽然，身后传来沉稳的脚步声。他在我还没来得及转头时，已伸出手握住了我的双臂。
「别抖，呼吸慢下来。」他的气息轻轻吐在我耳畔，猎枪在他掌下稳如山岳，我甚至能感觉到他指节随着我呼吸微微收紧的力量。那一瞬间，我的后背与他的胸膛紧密相贴，隔着厚重呢料也能感到心跳与体温。猎枪的冰冷被他掌心的温度缓和下来，我被他从背后环抱着，胸膛紧紧贴在我的肩胛。
「盯住最前面的那只。」我屏住呼吸。他的下颌轻轻触在我的鬓边，下巴新长出泛青的胡茬未来得及理去，轻轻摩擦着我的皮肤，眼神顺着枪口与我对齐。野雁的翅膀拍击空气，扑簌簌声越来越急。我的呼吸渐渐与他的节奏合上，手指在扳机上微微发热，肩头传来他身体的重量。他的手牢牢箍住我的手腕，帮我把枪口稳稳抬起，对准天空。
「现在。」他吐出两个字。我的指尖在他掌心的覆盖下缓缓收紧，扳机如愿扣响，火光闪烁，震耳的枪声炸开。天幕骤然震动，一只野雁挣扎着，从高空坠落。它的翅膀扑扇几下，便重重砸进枯叶与荒草里。
我怔怔望着那一抹坠落的黑影，心口随之一震。握住枪的手止不住颤了一下，却被他从后牢牢按住，不容后退。他在我耳边轻声笑了，带着压抑不住的欣慰：你看，是你打下来的。
风更冷了些，落叶在脚边打转。我大脑有一点说不出的晕眩：他曾不许我靠近的东西，如今却在最危险、最锋利的一刻，将我揽进怀里，教我与他一同面对。缓慢的欣喜与快慰涌上心间，我加紧脚步跟上了他。
穿梭在林间，脚下是厚厚的落叶，踩上去发出脆裂的声响。风从枝杈间呼啸而过，带来一种难以名状的荒凉。我们并没有说太多话，工作后的疲惫难以完全抛去，只是在沉默中并肩而行。偶尔目光相遇，他眼中作为猎手的锋锐好像很快隐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疲惫后的柔和。
猎到第五只猎物时，天色已近黄昏。西边的云层被夕阳镶上暗红的边，机场跑道上偶尔传来飞机轰鸣，像是远方战争的前奏，像是大地自身压抑不住的叹息。王洪文额角也渗出细密的汗，我从衣襟掏出手帕，踮起脚给他擦了擦。他弯下腰搂住我的肩，说谢谢你今天陪我出来玩。他把猎枪交给警卫员收好，笑意带着许久未见的轻松，仿佛完全忘却了那些盘旋在头顶的阴影。
吉普沿着南苑机场的边缘开回古城，天幕间零星的远辰摇挂，四野俱寂。他把车窗完全放下，灌进了无边的风。
策我良马，被我轻裘，载驰载驱，聊以忘忧。
回到中南海时，夜幕已经完全降临。庭院里的梧桐枝桠在灯光下投下稀疏的影子，像一幅浓墨淡彩的水墨画。礼堂临时搭了放映机，今晚要放一部苏联的战争片。我们一起吃了饭才过去，电影已经开场，我们在厅堂角落坐下。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片，幕布上打出的光影闪烁，整个空间都被映照成蓝白的光影世界。
电影里炮火轰鸣，士兵们在雪原上冲杀。王洪文目不转睛地看着，手却轻轻覆在我的手背上。他的掌心粗糙，好像还带着白日里握枪的余温。他在想什么呢，是回到了青春嘹亮而血腥的战场吗。我的十几岁有他相伴，他的十几岁远离故土。小时候我也是这样坐在他身边，坐在长条板凳上在弄堂口看露天电影，那时我连有朝一日会同爸爸去北京旅行都没有想象过。我侧过身，在黑暗中吻上他的耳廓。他一动都没有动，任由我唇齿依偎，从耳后游移到他喉结，滑过一寸寸温热而光滑的肌肤，最后吻到他嘴角。
他覆在我手背的手这才握紧了，我慢慢起身，靠回椅背。
转眼到了1976年春夏之交。京畿的沙尘尚未散去，闷热的空气里夹杂着一种难言的沉重。大大小小的会议不断，文件一摞摞送到王洪文桌上，案头那盏绿色台灯常常亮到凌晨。他人后比从前更沉默，人前讲话却更坚定，他自己不想露出疲态，也是在用斩钉截铁来对抗心底的动摇。我很熟悉这种状态，在青浦武斗那年，他每天奔波在调解的一线和幕后，鲜有空暇与我交流。
上半年，国内外都并不安宁。七月，唐山地震带来的惨烈消息如惊雷震世。我所在的国务院科教组，立刻被派往组织青年志愿者驰援灾区，调度铁路运输、安排医疗队伍、接收工厂青年的报名。每一份名单后面都是鲜活的生命，无数青年在血书上写下请战，危难关头更见赤忱。王洪文既要出席国务院的救灾会议，也要安抚因震灾而恐慌的各地群众。主席病重，有些人趁机要动手，觉得中央乱了就能浑水摸鱼！他在会上拍了桌子。越南局势骤然紧张，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又释放出暧昧的信号。对外要表现坚决，对内要稳住阵脚，他的每一次出席、每一次表态都要考虑到复杂的连锁反应。清明节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已让我们有些始料未及。邓小平重新在各个阵线上施展，四月五日那天，天安门广场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群众来悼念周总理，花圈堆满人民英雄纪念碑下。许多口号指向上海帮，矛头锋利。对于武装镇压的准备，他坚决反对，说如果造成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伤亡，这个责任你们来担？
夜里回来，我听到他在隔壁把包丢在沙发上，慢慢踱到我房间门口，敲两下后进来。他在我床上躺下，我们彼此什么也没有说。我没开顶灯，只有书桌的灯亮着。我瞥见他张开双臂躺着，解开了中山装的纽扣，一天中好像只有这一刻，才能在黑暗中允许自己放松。有时他就这样睡着了，又在我给他盖被子时醒来，固执地回到自己房间。小时候我不喜欢打雷，雷雨天就钻到他被子里睡觉，他深夜才回来，毫无防备地掀开被子然后吓一跳，但又心软，就这样也躺下，轻轻拍着我后背，直到把我哄睡着了。有时也会是我没睡着，他没拍一会儿就睡得一动不动了。现在他比我黏人。
七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第一次明显表现出焦虑。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对外界严格保密，但正国级的几位干部无不每日都在操心。会上他放下茶缸，手指在桌上无声敲击。他几乎从来没有小动作，在国宴上其他人抖腿他都能第一个感觉到然后提醒。他可能是已经在内心预演。那一天必然会来，他的位置将如孤峰般显眼，四面风雷都要压下来。
八月，主席病情急转直下。那段日子他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整夜。二十五日夜，他说有急事，让我替他回一趟上海，这次坐民航。我说有多急，我明晚走来不来得及。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还是尽快更好。我又问，是回一趟，还是回去替你守好上海。他转过身走到窗前，没有让我看见他此刻的表情。
我望着他背影问，给一个你允许的底线，在最坏情况下。你允许我做到哪一步？
他回答：我私心希望你什么也别做。但那就不是你了...所以，在追悼会上，带领大家说把革命进行到底吧。
我：什么都不做，就枉为你亲自带出的孩子了。你放心。
他转头朝我笑了笑。穗星，这些年谢谢你信任我，一直认我这个不着家的爸爸。如果能重选一次，记得别跟十七厂那个工人走了。
附录1:
案卷号：〔80〕沪侦—字第 036 号
地点：上海市提篮桥看守所讯问室
单位：上海市公安局侦查处
被讯问人：王穗星，女，27岁，原中国共青团中央候补书记、国务院科教组秘书
籍贯：上海
文化程度：本科
现羁押：上海提篮桥看守所
讯问人：何秋、张澜构
记录人：李平
起止时间：1980年9月1日 09:10—12:05
事由：查明文革初期上海康平路事件、砸上柴联司、青浦武斗等问题及1976年9月后在沪策动武装暴动问题
（本页第 1 页 共 2页）
────────────────────────────────
问：今天提审你，是要你就两件事如实交代。第一，1967年康平路事件，你们是否受王洪文授意，调动人手，致康平路流血，死伤九十一人，“砸上柴联司”是否引起了青浦武斗？第二，1976年9月以后，你是否作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分子，在上海策动武装暴动，反对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并与时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廖政国勾连，令上海三百万民兵备战？明白没有？
答：听清楚了，可以回答。
问：先说康平路事件。1966年12月，工总司同驻沪部队发生严重冲突，造成死伤九十一人。有人检举，王洪文当时亲自下令，把柴联司的事件扩大，调动人马支援，才酿成流血。是不是？
答： 不是。包括康平路事件在内的12月诸多大规模行动，都是赤卫队挑起、工总司前去解决的，除此外还有解放日报事件、色织二十四厂事件和昆山事件。
赤卫队不满曹荻秋在25日批判大会上否认对其的八项要求，作为当时上海市委一手培养的队伍，他们将之市委出卖与背叛，却不敢直接与之作对，反而认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同志和工总司迫使曹荻秋做出该决定，因而提议在全市停水、停电，停交通、邮电等，企图引起上海大乱，给中央施加压力。
他们调动几万人包围“康办”即康平路市委大院，曹荻秋、张春桥、柯庆施家属都居于此处。工总司总部没有调动任何队伍。上棉三十厂调了一千多人，耿金章的二兵团调了数千人，都是劝说赤卫队撤出康办，不要受市委的挑拨，回厂里抓革命促生产。当时赤卫队有造谣称12个队员被打死所以引发了情绪对立和冲突，造反队只是要求他们撤出，只要撤出，道路通畅。过程中顶多发生推搡擦伤，双方都未携带武器，完全谈不上伤亡。
问：你不要避重就轻！我们问的是：王洪文当时是否点头——一句“同意”，你们就可以出人出械？张春桥在电话里的三点指示，最后一点是否就是让他调队伍去康平路打？
答：没有。张没有下达过任何有关武斗的指示，当时对全市造反派的三点指示分别是不能冲击柯的家属、不要抓人太多、造反派应该坐下来务务虚。王在康平路事件发生时甚至并不知情，还是听说康办被围后才跟戴立清去看情况，车在半路堵了都进不去。根本谈不上指挥人去打。
问：你是否愿意在笔录上写下“六七年冲突王洪文无授意”这句话？
答：可以。我今复述：1967年“砸上柴联司”及青浦武斗，王洪文无统一授意与调人武斗之举。
问：对死伤者，你是否向群众道歉？
答：向一切不必要的流血致以沉痛哀悼；但我拒绝为捏造的指挥武斗负担虚假的罪责。区分责任，是对亡者的尊重。不过话说回来，67年我也才15岁，你们弄清这点了没有。
问：那九十一人的死伤，谁负责？
答：我刚刚的回答有人听了吗？
问：注意你的态度！正面回答，你承不承认，青浦武斗与“砸上柴联司”之间存在关联？是不是造反派先行“砸联司”，把武斗风气带出市区，扩散到郊县？
答：不承认。两者性质与起因不同。上柴联司属厂矿内部路线冲突；青浦武斗系县域内广播站、县人武部被保守派把持，擅自发放器械、拘押造反派代表，引发对峙。青浦县人武部的顾仲良是汉奸，南京军区已经下达过处理通令开除他党籍军籍，他为实施报复组织农民大肆打砸抢乃至屠杀造反派，造成白色恐怖，这事在67年上海人尽皆知，现在竟也要被颠倒黑白。
你们也是上海人，我明白，现在运动结束了，大家各事其主；但青浦武斗的案子一旦被扣到上海帮头上，会有多少犯下恶行的人被平反，多少牺牲自己守护人民的造反队员要落狱乃至被杀害？对我们这些政治犯就算了，对上海乃至全国千千万支持毛主席文革路线的造反派都要清算吗？一个点头，就是天文数字的人命。你叫我怎么回答。
问：你不要扭曲事实！你口口声声为四人帮的路线辩护，把武斗的罪行摘得一干二净，还污蔑人武部干部是汉奸、叛徒，污蔑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群众斗群众的流血事件与你们毫无关系。好。我们再问——在王秀珍、陈阿大等人的供词中已经承认，六七年王洪文就是撑腰的。没有他，你们哪来勇气？这是不是事实？
答：事实是67年上海的权力新建构处于激烈变动中，群众路线推进与旧权力反扑并存。王洪文同志在当年明确反对群众间武斗，主张用大民主、用谈判与监督推动夺权合法化。若要就“勇气”追根究底，那来自群众对自身处境和革命形势的判断。
问：你还是在替他遮掩！最后问一遍——六七年康平路流血、砸上柴联司、青浦武斗，是否王洪文统一指挥？
答：不是。
问：我们提醒你：如再拒不交代王洪文问题，将按情节从重处理。考虑清楚。
答：我已如实作答。
（本页第 2 页 共 2 页）
────────────────────────────────
问：转入第二件。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后，上海出现大量反对中央的标语传单、非法集会。你是否参与起草、印制、散发？承认不承认？
答：承认。
问：是否由你联络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准备动用三百万民兵，对抗党中央？
答：我与上海市委若干同志讨论过备战的动员文稿，主张基层民兵整顿队列，实施城市治安巡逻与骨干点名。性质为保卫城市秩序、保障群众集会请愿不遭非法打击。至于“对抗党中央”的帽子，这是你们的定性。
问：是不是拟过一句“必要时占领广播电台”的预案？
答：我提出过要求公开播发群众声明的诉求。
问：是否由你草拟的“民兵整队通知”，明确写有“在反复辟斗争中要准备付出牺牲”？
答：是，恩格斯说“暴力是旧社会的助产婆”，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节点，群众的自我组织是正当防卫。
问：你少谈主义。我们只问：谁指挥你这么干？是不是王洪文事前嘱咐指挥？
答：不是。当时王洪文同志已被隔离审查，我们与其毫无联系。一切行动系上海造反派与工人骨干的共同决议，我个人承担我个人的责任。
问：你别替他推脱！要不是靠王洪文的关系，你一个年轻女子如何撬动“上海三百万民兵”？
答：这么说就高看了我，小看了民兵体系。早在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毛主席就提出给左派发枪和城市民兵改造问题，上海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提出民兵改造的具体意见，经党中央转发后实施，整个过程中央几次下发的文件，华国锋、叶剑英也都审阅过。民兵的组织、训练，武器的生产、发放都在军队领导下进行，各兵工生产单位都由部队长期派驻军代表，负责监督产品的品种、数量、质量，负责收购、储存。在毛主席病重期间的76 年8月，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发文，为防止非常时期敌人发难，加强战备，命令向全国民兵发放一批武器。现在又不是封建王朝，上海民兵不是上海独立的地方武装，更不是王洪文的私人武装。
问：问题就是你们的行为，煽动上海民兵暴动，使之为王洪文的私人政治野心服务，使之在实质上变为其私人武装。你明确回答——你是否以传单、讲话等方式，引导市民反对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
答：我承认我在集体大会上发言要求公开怀仁堂事件经过，反对秘密政变式决断，主张人民有知情权与表达权。如果你们把这解释为“反对党中央”，那么这样的党中央比苏联赫鲁晓夫的党中央更独裁。
问：你供认，在沪组织武装暴动，挑动民兵对抗中央，性质恶劣。是不是？
答：我不承认暴动这一定性。上海革委会自成立之日就以巴黎公社为历史标杆，主张公社式的公开、公选、可罢免，并以群众武装捍卫既得权利。用“暴动”一词，是复辟政府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抹黑。
问：你是否在复兴中路505号地下室召开过所谓“公社筹委会”，提出“以群众公社抵抗资产阶级复辟”，并布置若干路段的民兵哨位？
答：我组织过讨论，做过路线、口号和秩序维护方面的建议；关于哨位，属于基层人武的编组事项，不由我个人点名。但作为会长我审阅同意过该适宜。
问：你是否承认鼓动群众为四人帮鸣冤？是否承认在工人
答：我承认提出“依法公开审讯、允许公开辩护”的主张。是为程序正义，不是为任何个人“鸣冤”。
问：南京军区在许世友指挥下进入警戒，方才稳定上海。这说明你们客观上已造成地方动荡，你承认不承认？
答：客观上形势的紧张，与军区的武装姿态有关。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稳定”的含义取决于谁在解释，列宁早已论述过。如果把群众的集会、请愿、传单一概归入“动荡”，那以秩序名义掩盖中央窃取权力的丑行，才是军队的目的。
问：少抬杠！我们问到关键：上述一切，是不是受王洪文的远程指挥？是不是他作为“四人帮”核心成员的统一部署？
答：我已回答多次：不是。他被严格隔离控制，无通讯渠道，也无统一部署的条件。把上海的群众行动全部归为一人指挥或影响，是对人民革命的不尊重。
问：你承不承认，你的一切行为，源于你对王洪文个人的绝对效忠？
答：我承认我认同他跟随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主张，政治忠诚来源于路线认同。但革命没有绝对效忠一词，我们不效忠个人，这个词太封建史观了。
问：你已承认对四人帮路线的政治忠诚，始终都在坚决执行他们的反革命路线。除了在政治上，你作为他领养的孩子，就对他没有私人感情的维护？我们理解亲情，但你这样做，越坚定越害他，已经四年了，你们都还年轻，尤其是你。早点反思在运动中的错误，党向来提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组织不会放弃王洪文，也不会放弃你。
答：你们就不要引用毛主席的路线了。如果一定要谈私人感情，一定要谈封建史观，为国死节你们不理解，报君黄金台上意你们总该理解。
问：好，提携玉龙为君死，但如果君先死了，你抵抗的意义可就微乎其微了。
答：我知道你在等我问下句，问王洪文现在怎么样。按共产党要五个不怕，做不到不怕杀头不怕坐牢，我们也不造反了。按孔老二的说法，忠孝两难全，我只好冷漠。
问：你不想知道他，但王洪文还想知道你怎么样。这有一段录像，你自己决定看或不看，我们先回避一下。改变想法了的话，随时叫我们进来。提前声明，他因心理落差太大、经受不住长期关押而脑健康受损，说话不太清楚，不懂的地方，也可以问问我们。
讯问人意见：被讯问人对“康平路事件、砸上柴联司、青浦武斗”仍否认王洪文统一指挥；对“七六年九月后在沪组织民兵整队、传播传单”予以承认，辩称“群众政治表达”，拒不承认“反对党中央”。其口供待进一步核对证据印证，在观看录像后同意第二轮受审。
被讯问人（签名/按印）：＿＿＿＿＿＿
讯问人甲（签名）：＿＿＿＿＿＿ 讯问人乙（签名）：＿＿＿＿＿＿
记录人（签名）：＿＿＿＿＿＿ 核对人（签名）：＿＿＿＿＿＿
审讯地点章：［ ］ 页码核对：第 2 页（完）
附录2:
今天是25年8月31日，中小学都快开学了，我们大学开学晚半个月，因而还可以享受一会儿假期。有几个朋友跟我一样提早返校，幸亏有这几位在，我最近遇到的事，不找人说说可就要憋死了。推开星巴克玻璃门时，我的头脑都感觉十分虚幻，分不清现实和历史。外面刚下过雨，杨树浦路的石板路湿漉漉的，天色灰白。店里却是另一番世界。暖黄的灯光，咖啡机哧啦哧啦地工作着，背景音乐是轻快的英文歌。可我总觉得这里空气沉甸甸的，像背后跟着什么影子。
事情要从我租的房子说起。
那是一间在老城厢深处的弄堂小屋，房租便宜，墙壁斑驳。要不是室友们做了抖音陪聊主播，加了同一个公会，不分白天昼夜地放音乐开麦，把宿舍卫生也弄得一团糟，学校还没别的宿舍可调剂，我也不会迫不得已搬进这城中村，贵一点的地方我也租不起。搬进去打扫卫生时，我就发现靠窗的那面墙有裂缝。
起初我只是嫌难看，拿扫帚柄敲了敲，想把灰捣下来，免得以后碰到都落灰。没想到竟然松开了一块砖。我心中一动，脑海瞬间浮现了一万部谍战片还有犯罪剧剧情，这也太适合藏东西了。我把砖搬开，伸手进去，费劲半天，还真摸到一本硬邦邦的旧本子。灰尘呛得我连打几个喷嚏。拂开后，我看到那皮面，黑色却已经斑驳，边角有开裂的痕迹。随便翻了几页，我整个人便僵住了。
在发黄的扉页上没有名字，只是很有年代特色地印了一颗红色的五角星。
诚然我内心总向往着一些主角式的奇遇和冒险，但这种巧合发生在我完全不了解的文革年代。
这是一本横跨十年的碎片式的日记，像一个平行世界的历史版本。和我曾在课堂、书本里学到的关于王洪文、关于四人帮的官方叙事撞击。
我其实对其中大部分事件都完全没听说过，但那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年代依旧随着记录的推进而在我眼前展开。我陷入了其中，一边翻一边在外网搜索着相关资料，心中的疑窦与震撼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约了几个朋友今天在这见面，同他们说了这个奇遇。除了一个朋友对近代史党史兴趣大一点，其他人都跟我差不多，对文革的印象只有课本和伤痕文学的那些。
这个发现太震惊了，甚至都有点超过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承受范围。大家在手机和电脑上搜索着，试图找到更多印证。按照其记述和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在76年8月底时她回到了上海，可能就是那时候把日记藏在了她跟王洪文曾经住过的第一间房子，以避免之后运动失败，所有物品被搜刮销毁。可以说是做了最坏的准备，而且还确实用上了。三十多年过去，它才重见天日。
我们在p站看到一些别人上传的手写档案片段，都是审讯的问答式口供。最后一篇正好就是她的。再往后就没了，并没有最后所提的第二轮审讯。这点与官方所说基本可以对上，在80年9月1日晚她在狱中自杀了。
我们探讨了半天这个日记可以怎么让更多人知道，但想来想去我们人在内地都太危险了。海外学者。比如加拿大、美国的一些中国研究学会，他们会对这样的第一手资料感兴趣，香港出版社也不会拒绝，但翻译、联系、寄出去，哪一样都冒风险。冷静下来一想，这些事好像跟我们也压根没关系。忘掉上个世纪早已被历史盖棺定论的两人，不是什么难事，尤其是不忘掉反而是很危险的时候。
最后我们也就决定先扫成pdf文件存档着，做个备份，以后遇到能信任的人就发一份，对于毫无经验的学生，目前也只想得到这个了。从星巴克出来，我们没人说话，心里都有点沉重，想着各自的事情。有人提议去附近商圈逛逛，反正现在都没心情回学校。
这里现在是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只有一小块国棉十七厂鲜红的招牌还保留着，下面有一排排黄色的座椅，典型的六十年代风格。日记里关于小时候去食堂吃饭的片段又飘回我脑海，我不由想象着这片商城曾经是多么热闹的一个大工厂，这些座位曾坐满年轻的工人们，这里是风起云涌的运动起点。太多故事都随着一场秋雨远去了。
有人在商城外的雨中坐着卖唱，疫情后大环境不好，在外面遇到乞讨和卖艺的次数逐渐变多。
我们从十七厂红砖房前走过，听清了那首歌：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
寒冬腊月哟，盼春风
若要盼得哟，红军来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英雄儿女哟，血染成
火映红星哟，星更亮
血撒红旗哟，旗更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