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 Text:
高中的时候班级里的女生流行织毛衣。我是在那个时候跟她们学的。阿尔萨斯的学生当然不至于需要靠这种技能生活，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也不是hand-made制品的推崇者，只是情人之间需要一点用心的礼物用作情感的点缀和炫耀的资本。不论布兰科这个烂人愿不愿意承认，我在女孩中受到的欢迎程度恐怕要比他想象的多得多。我成为了她们为男朋友织围巾手套毛衣（最后一个的选择非常少，因为大部分人的情感关系的长度达不到一件毛衣的工时）时参谋。但说实话，她们对我的信任也有限，在我跟她们意见相左的时候她们会说：“加布里埃尔，你真的了解一个喜欢女孩的男孩喜欢什么吗？”
天晓得那个时候其实我还在跟女孩有暧昧。但女孩们总是敏锐。很高兴我在那个时候就学会了：永远不要轻视女士。精英教育没有教我这个，是女孩们教给了我。粗笨的男士如我真的看不懂女孩们来问我的几种针法织出的成品到底有什么区别，久而久之女孩们索性说，那你就跟我们学吧！
我很轻易地就发现上天没有给我做手工活的天赋。是的，聪明的人总是有自知之明。但我乐于尝试和克服困难。为什么不？最初支撑我迎难而上的是也许我可以给我当时的小女朋友织一条围巾，让她成为给男孩送围巾中唯一收到男孩的围巾的女孩。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关系同样没能存活到我完成我的第一件手工艺品。奇妙的是，我意外地从编织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压力的释放，我发现当我让那些毛线被我的毛衣针一点点编排进我安排好的秩序时，我获得了一种奇异的满足。更重要的是，在prépas期间，我通过编织短暂地放空自己的头脑以腾出空间来恢复精神力。
在大学里我没有开展任何一段值得我重启“我想为他（是的那时已经是他而不是她）织点什么”的关系。但我保留了编织的习惯，作为课余的某种消遣。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完成过一件成品，只是留下了很多编织好的片段式的布料，我没有感到遗憾，不是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笃定我必将在未来遇到某个收到我的成品的人，而是我还没有开始憧憬和寄希望于获得长久的罗曼关系。尤其是在我的性取向范围内。我还不知道会不会有人那样久地爱一个人。
我在和斯特凡交换联系方式的第一天就拿出了我的毛线。这听起来真的很荒谬。我们白天在工作会议上见了第一面，晚上就一起吃了晚餐。我们在临近午夜的时候才分别，回到住所后，酒精蒸腾得让我睡不着。我坐在沙发上摆弄了一整晚的毛线，天蒙蒙亮时我已经不知不觉地起好了一条围巾的头。后来回想起来，年轻的我大概是在艰难消化着从未经历过的、如此汹涌的情绪浓度，可好像冥冥中莫名相信，他是那个我想要他戴我织的围巾的人。我不知道这种信念感的来源是什么，可能是我放毛线的柜子里正好有Caramel色号，这大概是在毛线市面上最接近他眼睛颜色的一种。
在我跟他恋爱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完成了那条围巾。我没有送给他。这实在太奇怪了，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告诉他我的这项爱好。同时，我也不知道他该怎么跟同事解释这个：是妈妈织的，还是妹妹织的？我无意让他为这条围巾按上一个更不奇怪的主人，也不想有人议论他，以他的那奇怪的男朋友为主题。我这样说服我自己：在我们的群体里，以斯特凡的身份，低调总是好事。而一条hand-made制品绝对比我们的国民品牌LV或Hermès更引人注目。
那条围巾最终被我放进了衣柜。后来又增添了许多别的颜色，比如藏蓝色是因为他有一件浅蓝色的衬衫，让我觉得蓝色在他身上特别好看，比如铅灰色是因为他不太选择这个颜色，而我觉得或许会合适。在二零一七年一月以前，他没有发现过这些。
在签订pacs以前我曾短暂地和他一起住在他位于十九区的公寓。我没有把我的毛衣工作坊搬过去，那里小得再多塞下一个我就不能再容纳其他杂物。我不可能在那样小的空间里背着斯特凡藏什么东西。除此以外，我没有时间进行编织产业——我们几乎在所有空闲时间做爱。
搬到旺夫后他还是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发现的。那时候我们都太忙，胜选之后是无穷无尽的新的秩序的建立。登堂入室不是那么轻松的。那一天我难得早早下班回家，在沙发上重操旧业，他在过了晚餐时间很久之后才回来。我还记得他当时在玄关站着，保持着第一眼看见我的距离，有点不可置信地问我：Gaby，你在干什么？
我必须承认当时我有点恼羞成怒。我不是没有准备好他对此感到惊讶，但我从他的语气里听到了过多的惊吓——好像我对家务活就有那么不精通一样。我没回答他，只是对他扬了扬手里的毛线和毛衣针，问他是不是在老板那里把眼睛熬坏了。
他来到我身边。我已经能够很有定力地不因为他的到来而停下手上的动作，而他的手轻轻落在我的头发上时，我还是很没出息地蹭了蹭。他看着我的动作，却并不说话，我低着头，看不出他的情绪。在凝滞的空气中只剩下我们的呼吸，以及我手中的毛线还在逆流而上。我毫无悬念地第无数次在不要第一个开口中失败了。
我抬起头看他：这是给你织的，一条围巾。他低头看我，笑得令我止不住地为他着迷、心动，他说：我知道。你知道什么？我又有点生气了。我有时会讨厌他总是那样了解我，最了解我，最有办法对我。我拉着他到衣柜前，从冬天的衣物中翻找出那些被我刻意混在里面的那些Gaby出品的围巾：这些你也知道吗？
他的目光第一个落在了那条和他眼睛的颜色最相似的那条上。我就知道他会喜欢这个。但我还是不好意思告诉他，从认识他的第一天我就开始织这些。而他没有再给我说话的机会。他吻了我。
那天晚上他试戴了每一条，甚至为它们找出了也许可以搭配的衣服。比起我，他很少表现这种“男孩子气”的兴致勃勃。不是说他喜欢在我面前摆年长者的架子，只是工作的习惯不可避免地浸染着我们的生活。他看上去明天就想要戴着某一条去上班，我捂着脸：现在还是夏天呢！
他有多喜欢那些并不精致的东西呢？他只是太爱我了。我感到幸福的惶恐。
从旺夫离开时，我没有关心那些围巾的去向（在后来的几年，它们的数量又增加了不少）。一如我没有关心他。
我当然不会在办公室做这种事情。我不是太在乎被人看到，被谈论，但也许RE的党魁会在乎。RE不是什么历史悠久的政党，成立几年间也血雨腥风过也改朝换代过，目前看来是否长命还未可知。我作为党魁受邀参加经济论坛，那场论坛我罕见地发言不多，是因为我也尚未寻找到问题的答案：法国还能留在世界的牌桌上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还能留在那里多久呢？我不知道。没有被讨论但我也在苦寻答案的是我们中间派自己的问题：总统先生（现任）是否仍有让中间派们长驻政坛如左右的经典站位一样成为某种潜移默化被接受的习惯的决心？我不知道，也不想再深究。
好吧，其实也有过。在贝西。斯特凡还在贝西工作的时候我来接过他下班，但在这里工作直到二三年还是我的第一次。二三年我换过几次职位，按照我的年龄和资历也算得上是风光，我却还是令人失望地难过。我可以辩解这和很多事情有关，甚至可以说在同情远方的乌克兰人，为了我那点微薄的血缘。但我不能。我不想否认我的情绪和斯特凡无关。在某一天，我把那些毛线从家里拿到了办公桌下的抽屉里。我又重新织起那些不会完结的片段。
没有人撞见过，除了勒梅尔。贝西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由数据和法案构筑的地方，这里滋生腐败也滋生人情，利益交换每分每秒都在发生，也容许我踩着平衡车到部长办公室报到。政府治理国家，有时不论善恶伦理只看效率、和平和稳定，然而做出选择、撰写和通过法案的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权力异化人性，而我选择相信自然赋予人类的朴素情感将永恒地不可剥离。勒梅尔是我这种信念的其中一个来源样本。他跟他的伴侣很相爱。是的，我看了他的书。
那天是个巧合，巧在我的助理正好外出，而有什么事匆匆来见我的勒梅尔没有被他拦住。他看到我手上正在摆弄着的毛线和毛衣针时不是惊讶地喊叫一声让全贝西都听到，也没有愤怒地指责我上班时间玩物丧志，而是第一时间帮我关上了门——带着那种让我哭笑不得又很烦的“不用解释，加布里埃尔，我什么都懂”的表情。考虑到他的出版物的创作内容的大胆尺度，我不想去猜测他那一刻脑海里浮现出的情节，所以我立刻告诉他：无论你在想什么都请停下来。
善解人意是勒梅尔诸多优点之一。他坐在我的办公桌前，换掉了之前的内容丰富的表情，转而变成某种慈爱。在奇怪的氛围中他暂时放下了手里要拿给我看的文件，很温和地询问我：有什么烦心事吗，加布里埃尔？尽管爸爸去世了，勒梅尔也一向对我包容关怀有余，但我确实也没有随便认人作父的喜好。我也不想虚伪地敷衍他，毕竟勒梅尔的岁数摆在那，看穿我的谎言不能说是轻而易举也是绰绰有余。所以在不完全拿出底牌的前提下我告诉他我日前情绪不佳，这是我的排解方式。
勒梅尔立刻表示了理解。他又体贴地没有追问，哪怕我能看得出他肯定猜到了真相，但不刨根问底这种政客基本功我们显然都修习得非常好。他甚至主动为我找补：不是药物滥用，不是酒精成瘾，喜欢织毛衣的部长总好过喜欢去红灯区闲逛的部长。丘吉尔也喜欢织毛衣。
要么说人还是得跟有文化的人打交道。不是说丘吉尔喜欢织毛衣是什么冷知识，只是勒梅尔是第一个把我的行为用丘吉尔来合理化的人。我当即暗自决定这将成为我的毛衣事业的唯一官方解释。而不到一年以后，我得到了丘吉尔的同名职位，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最年轻的记录。毫不夸张地说，我在得到任命的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将更合理地使用丘吉尔为自己辩护——至于马克龙会不会认为这是某种政治隐喻，我管不了。
我没有在马提尼翁织过任何东西。勒梅尔在听说后对我感慨：还是没当成织毛衣的PM。那里人多眼杂，而我不需要任何更多的谈资了。我知道媒体们说我是少数真正住在马提尼翁的总理，尽管这并不会使我的职业生涯比别的总理更顺利。我想说其实这真的很好解释：有几个总理像我这样并没有难以忍受古董建筑的家室？年轻人就是这样，吃点苦又不会死。单身的年轻人更是。
六月九日在得知解散决定后，闭门谢客的那些时间里我一直在编织。这是我最后留给自己的时刻。在我给自己预设的时间结束后，我要去动员，要去助选，要做很多的抢救和挽回。我后来告诉媒体那段时间里我一度想要放弃政治生涯，坦诚来讲有点卖惨的嫌疑，因为我不可能扔下一切走掉：有那么多人等着我，我曾答应过整个国家我们会有更好的未来。
我去演讲之前见到了斯特凡。他来马提尼翁找我。现场有很多人，但他还是在我独自去发表演说前牵了一下我的手。可我昨天织毛线时心绪不宁，手上动作太乱，毛衣针戳了我好多次，停下时才发觉一碰就钻心地疼。我瑟缩了一下。我察觉到他在看向我，我想对他解释这不是因为他，可是来不及了。
二四年斯特凡还是RE的党魁，我们理所当然地要一起为这艘摇摇欲坠的船想尽一切办法。我不确定一七年的选举在我们的关系里有多大的作用，但我敢肯定在这场人为的灾难里，携手是我们唯一的天命。谁也没有解释什么，只是在某一个跟RE的赞助企业家的闭门晚宴后，他把喝得有点多的我送回了住所。解散之后我不再住在马提尼翁，也没有像媒体说的那样跟妈妈住在一起。我想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或许最多容纳两个人。
他留下了。此后的每一夜也同样。我们像以前一样做爱，或者只是一起在夜晚短暂的喘息时间里抓紧分秒睡觉。我还是没有时间料理我的毛线，只是时不时打开柜子看看它们，赤橙黄绿青蓝紫，鲜艳如往昔，倒让我有点落寞。
七月十四日那天我邀请他看烟花，当真是头脑一热。从我的安保团队的脸色中我也能感觉到，这太无厘头了。一路上我们没有交谈什么，只是在烟花绽放时亲吻了彼此。没有人能忍得住不在那样震撼的美丽发生时和心爱的人接吻。庆典结束，本不该开放的耶拿宫重回寂静，我后知后觉地有点尴尬：我们还什么都没说开呢。斯特凡不说话，只是拿他那双比烟花要更漂亮的眼睛作弊一样看着我。于是我没话找话，终于在这一刻感受到了远低于前几日的室外温度，问他好像有点冷，要不要回去。
我比他要更怕冷，他知道这个，所以哪怕他丝毫不觉得，也立刻相信了我是真的觉得冷了。回去时我们要从露台下来，穿过长长的寂静无人的走廊。他开玩笑一样打趣我，既然怕冷，为什么不给自己织一件毛衣？我说穿西装衬衫的场合太多。我跟他讲起关于不织毛衣的故事：那是一个巨大的、漫长的工程，没有足够的信念很难完成的。我讲中学的女孩们都没有在那时找到长达一件毛衣的工期的关系，不知道现在还有几个人仍在为爱人编织。我突然猛地顿住脚步。
他以为我冻得不舒服，有点紧张地牵住我的手，轻声又急促地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哪里难受？我一下子抱住他，那些眼泪不听话地落在他肩头。我有七年的时间，我竟然没有给他织过一件毛衣。
九月份我们一起离开政府，我正式搬离马提尼翁。我清点了一遍我的柜子，毛线团整齐排列，没有遗漏任何一个。我满意巡视它们的时候有人敲门。是斯特凡。
他脖子上戴着那条与他眼睛同色的围巾。他说来给我送离职礼物，我问部长们不是已经一起给我送过了吗？他说那是给总理先生的，而这是他送给Gaby的，这九个月辛苦了，他工作认真负责，对得起任何人。我对他手里那个细长的礼盒有种神奇的预感，打开一看，是雪亮的崭新毛衣针。
也许我该给他织件毛衣了。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