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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场后，瓦尔特乘有轨列车回到旅馆，歌剧的女高音还在他脑海里漫游。算不上意犹未尽，生涩的俄语词汇扭转成音乐的旋律，变异的言语在车窗冰花上转化为既不尖硬也不柔软的图像，难解的启示。他回想着今日见闻踱进旅馆，忽然被瑞士人——旅馆的工作人员拦下。
瓦尔特低头扶着帽沿，尽管疲惫与疑惑缠身，他还是保持了一贯的礼貌，用最近阅读的俄语词汇书附录上的简单句子问说：“先生，请问有什么事吗？”
并不流畅，远非音乐性，初学者模仿的声音听起来像夹生的面条。
“您有一位访客……”
旅馆门前座椅上的人站了起来：“不用介绍——”
在辩论开始前，人们坚定自己是为了眼睛和心灵而战，直到神圣的法则失效。有那么片刻，透过厚厚的镜框，瓦尔特只看见了他想见的人。格哈德，你已经变成一个优雅的学者了，希伯来大学的讲师，真想旁听你的课程，或者荣幸成为你演讲的嘉宾。面对相似的面孔和不同的灵魂，他勉强捡回了理智：“您是格哈德的……？”难道是严寒让他变得迟钝了吗？
维尔纳点头，用德语解释说：“好久不见了，本雅明先生。我和几位朋友闲聊时听说您在这里下榻，顺路就来拜会。我运气还不错，您刚好回来，不然就只能捎来一句问候了。”
按这些天莫斯科旅馆神秘莫测的安排，问候语不一定会按原计划抵达呢。瓦尔特心想，他哥哥的德语还算标准。格哈德把柏林口音也带去耶路撒冷了吗？
“我也是刚得知您在共产国际扩大会议的邀请名单上，”瓦尔特发散地想，其实今早给格哈德写的信里还提了这一点，还没有去邮局把信寄出去。事情的发展要比自我的变动快，可能源于某颗小行星的撞击。“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到您本人。不过，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吧？”
维尔纳听出这位德意志文学界撰稿者语气中若有若无的疏离和尴尬——糟糕，和更早的日子里格哈德每次提起他“亲爱的朋友瓦尔特”时崇拜的模样出入太大，但与维尔纳的设想相符。完全是知识分子那一套。忧郁。逃避现实。神经衰弱。多年后瓦尔特得知历史的真容，一张断裂的面具，他们童年时拥有的柏林已经永远殒灭，他们不约而同成了经验这座坟墓的守密人。而现在，维尔纳只是顺水推舟地拾起失落的碎片。反正他们同在万物的联系之中——不信者唤作命运，过去的话语该死的难以摆脱。
试试这个，维尔纳。逾越节的餐桌上，家里最小的孩子，他唯一的弟弟，专注地听希伯来文祈祷。维尔纳那时就有预感，只是没在意，哦，他天真的弟弟还能抛下德国的一切去往耶路撒冷吗？即使去了又能怎样？维尔纳想，这远非一个宗教的时代，格哈德会被历史愚弄的。
“肖勒姆先生？”瓦尔特试探性开口。
维尔纳这才从回忆中抽离。他语速轻快：“我们当然不是第一次见面。那还是在柏林，恐怕有三四年了，摩西·马克斯的逾越节聚会，我记得您与格哈德一起来到宴会上。恐怕您已经不记得了……”维尔纳想，确切地说，当时您的夫人也在。不过他片段的书信记忆很好地避开了这些敏感的话题。维尔纳对眼前这位的混沌情感生活并不感冒。
瓦尔特露出“我不确定”的表情。虽然他很确定，他当时的注意力完全放在马克斯的图书收藏上，遗漏了太多本该关注的事情。
“那时没有与您相识真是太遗憾了。”
“没关系，尽管兜了圈子，我们还是站到了同一个路口。”
维尔纳握住瓦尔特的手。
瓦尔特紧张地吸气，努力不要让对方看出自己的不情愿。和臭名昭著的议员维尔纳·肖勒姆的亲和力？他的手温暖有力，瓦尔特想象了这双手的主人振臂高呼、一呼百应的场景。但也许他本人没有流言里那么无可救药，而且，再怎么说他也是格哈德最亲密的兄弟，而他们这个民族常常背负世纪的中伤。
瓦尔特终于开口：“肖勒姆先生，如果不急着赶路的话，一起去附近的咖啡馆坐坐吧。我们谈谈方向或者行程。”
瓦尔特礼貌客套的邀请并不让维尔纳感到意外。他的手真冷，刚从什么地方回来？维尔纳迟疑地抽开了手：“莫斯科真冷啊。本雅明先生还习惯吗？”
“至少现在走在冰面上已经不会摔倒了。”
“您真幽默。”维尔纳从内衬掏出了一封信，想好措辞先婉拒了本雅明先生，他对这位弟弟的密友的政治立场还有不少疑惑（尽管他现在的政治处境更费解）：“不瞒您说，近来我很少去咖啡馆，也没有同路人能够走在莫斯科的街头上了。这次意外来访是向您求助，想请您帮忙。”
瓦尔特想，也许“肖勒姆”之间有共同点，例如一贯的直率性格。他们早就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了。这位共产主义人士、不同政见者、机会主义者，开辟自己的道路，笔直地向下走，哪怕那底下埋藏着必然的腐臭。格哈德也是这样吗？也会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吗？
“请问这封信要捎给谁呢？”瓦尔特轻声询问。
维尔纳歪了歪脖子：“我那个去了远方的弟弟，我们俩共同的熟人。今年一直没能收到他的回信，——一来一回的信件都在半路丢了。可能是受我现在反对派身份影响。想请您帮我寄一份副本，已经附上邮资。我还换了一些卢布给您当报酬。”
瓦尔特猜测是收信人故意让那封信石沉大海。他的挚友格哈德最近的来信完全没有提及他在政治上疏远的哥哥，他们的关系是否密切如初？通信者的沉默真可怕——瓦尔特不能想象格哈德会对他滥用沉默那种折磨人的酷刑，沉默会彻底吞噬他的。如果可以，他还想再捧起他的双手，格哈德，想象我们在精神上的关系吧，理解我的恶作剧，毕竟，那些都只属于你。他们三年没有见面，但每封信还如以往那般热情——好吧，也许隐去私生活的那部分。时间是疏离的盟友吗？瓦尔特接过信：
“上帝保佑这封信平安到达格哈德所在的耶路撒冷。”
“太感谢您了。那我先——”
瓦尔特诚恳地望着他：“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让我陪您在莫斯科街头走一走吧。虽然这儿不是柏林，但如果是和您一起，莫斯科会像柏林那样熟悉。”
维尔纳看了看表，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他惊讶地回答：“可是现在外面什么也没有，我只会在街上——游荡。”也许他又不小心用了正确的字词？
“是的，先生。”瓦尔特微笑，“您不想看看一无所有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吗？”
维尔纳答应了。
“为什么不呢？”
他甚至懒得证明这里不是什么“一无所有”，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秩序。幸好大多数人都不像本雅明先生那样思考，不然维尔纳的未来早跌到冰窖里。而且说实话，他也想看看禁忌的一无所有的世界是什么样，虽然所谓虚无在熟睡的夜里根本无关紧要。
他们晃晃悠悠地朝着旅馆外的方向走，时间实在不早了，却又巧合得离奇。瓦尔特的视线绕过街边各种彩带、家家户户窗台上的小工艺品。圣诞节。这里节日氛围浓重，要持续好一段日子。瓦尔特喜欢世俗化的圣诞礼物和精心营造的氛围，其中最可惜的是，格哈德反对他拥有自己的圣诞树，不然他又可以借机索要圣诞礼物。
维尔纳猜不到瓦尔特在想什么。他们走过的路已经快要被雪掩盖了。亮晶晶的雪花挂满瓦尔特的卷发，维尔纳猜自己身上也差不多，在这个终将被遗忘埋没的夜晚，他为他们俩祈祷——祈祷至少不要让他们孤独到——整个城市只有他们两个根本不拥有这个节日。近些天他说了无数句圣诞快乐的问候，近些天如往常一般谈论列宁与共产主义战士，但他心底隐约觉得，没有人能从泥潭中解救他了，德国共产党空洞可悲，共产国际完全抛弃了工人和群众，愚蠢的斯大林化像瘟疫……也许对于莫斯科、柏林和耶路撒冷来说，对于共产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来说，他们都只是旅人。在所有存在形式当中，旅行者最容易被孤独侵蚀，异乡的感伤只要镶嵌在灵魂上就会寸步不离。
维尔纳问：“您的旅行中有一站留给耶路撒冷吗？”
“是的，我会去那里的。我从格哈德那里听了许多描述。”
“格哈德在那里真是如鱼得水。”维尔纳无奈地笑了。相较之下，他做不到。在此岸和彼岸都这样。
瓦尔特望着维尔纳，也许他曾经是一个并不愉快的党员，加入共产党并不能摆脱痛苦。远方苛刻的预言家说维尔纳会被开除党籍，这件事已经发生了。瓦尔特想知道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但问题太敏感，于是他转移话题，掏出日记本给维尔纳朗读了他新写下的、关于莫斯科的见闻。维尔纳大笑，完全赞同，这些事实比报纸上的故事好多了，您是社会的观察家。
“……之前朋友来电，旅馆却回答我已经退房走人。”话题又跳转到瓦尔特对莫斯科旅馆的小小抱怨。说真的，他们也想不到他们居然有那么多话可说，从柏林到莫斯科，从格哈德到无产阶级文艺，而维尔纳夸张地摇头叹息：“俄国人真是太不负责了。幸好我登山俱乐部的朋友就住在您的隔壁。所以我才没有错过您。”
“柏林的俱乐部？”
“是的，我相信俱乐部里也有您的熟人。”
瓦尔特想起与格哈德攀登福尔霍恩山的旅行。两人在连绵雪山下的布里恩茨湖边坐了很久，闲聊的话题似乎也掉进湖里，追忆起来，真像是回到作为青年时代尾声的案发现场练习溺亡，直到思念涤荡干净，直到空无一物。
“真是充满奇遇。”瓦尔特问：“您也会在俄国登山旅行吗？”
“不。完全是偶遇——我没有带什么登山设备，时间安排上也不太方便。”维尔纳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计划，但在这个疯狂的夜晚只是畅想一下的话——“要是能借到一套登山装备，也许我的身体就先出发了——去征服那座欧洲之巅。”维尔纳心想，如果我的出入境时间没有被严格限制的话。不，我再也不想回到莫斯科了。
在学哲学的人身边都会做梦吗？维尔纳想起童年时的格哈德，当他们还住在施普雷河边时，格哈德趴在草地上，哼着圣歌把几何题当作游戏。那时候的年轻灵魂无忧无虑，整晚整晚做梦。以为自己就是救世主。
维尔纳和瓦尔特踩在结冰的路面上，维尔纳从来不会在冰冻的湖面上摔跤。冰面甚至不会影响他的行进速度。格哈德，装模作样的还是小大人的时候就警示他：总有一天会掉下悬崖粉身碎骨。维尔纳就以牙还牙地诅咒回去。不只有犹太神秘主义的格哈德才有黑魔法和预言，他也可以轻易指出这是历史规律。他们家族的人总跟至亲过不去，当然，处于一个犹太家庭没落与解体的时代，别的德国犹太家庭也好不到哪儿去。身边这位的家庭关系不也是出了名的糟糕吗？黑天是遮光板，街道的灯光反射在雪上，空灵明亮，夜里的街道成了天然的心灵的教堂。谁能读透本雅明先生的内心呢？维尔纳有一种直觉，在冰面上，瓦尔特是故意摔跤的那个。他的目光停留在哪里？那里什么都没有，他在追忆吗？难道他看见了某种形式的幽灵？
维尔纳已经明白格哈德为什么迷恋他了。只是在他身边，强烈的错觉就如一种惰性气体在无知觉中充盈周围的人。几乎可以称为眩晕，唤醒对原有的现世的不适症。或者说，你突然发现穿了多年、最喜欢的靴子的“舒适”中必然包含轻微硌脚，只是自己一直以来都没能用言语把握住“硌脚”的确切感受。这种感受在今夜终于可以言说了。这是好消息吗？这是梦魇。甚至瓦尔特是这样的真诚，比划解释纪念章上面的图案。“祝您征服厄尔布鲁士峰成功。听说，登顶的人会得到特制的纪念章。我的朋友赖希有一枚，很好看。”
维尔纳眨了眨眼，“原来你和这里文艺圈子里的人已经相处得很好了？”
“不，我们是在别的地方认识的。他们比想象中要好相处，赖希的话，他甚至会在我这里借宿。虽然，我也没能真切接触到几位……”瓦尔特正想委婉提到，在这里缔结友谊的前提是语言相通或者良好的翻译，维尔纳突然停下脚步，打断了他：
“——那么，您打算加入共产党吗？”
“毫无疑问，您是为了共产主义来到莫斯科的。”国会议员补充说。
瓦尔特盯着维尔纳，过去几年报纸上关于他的乌烟瘴气的政治评论在他脑海里依次滚动播报，奇怪，他记不起康德，这些却都记下来了。维尔纳的眼镜框很适合他，格哈德戴上肯定也一样好看。瓦尔特想，在节日的异国，地球在他们的脚下旋转，您为什么急着得到我的答复？您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如格哈德的预言般边缘至此。在您离开家后，也曾像我一样，认真做出人生选择，又轰轰烈烈地失败。现在，作为一个主义者，赢得弟弟最好的朋友的信仰，这能让您在亲缘的争强游戏里获胜吗？
文学家在思索如何给出一个并不轻率的回答，然而维尔纳最缺乏此种超凡的耐心。本雅明先生是如何错过所有机遇，忍受十年一无所有呢，就像莫斯科的夜晚。维尔纳想，柏林的肖勒姆家族通过印刷厂致富，青年时他登报批评家里的印刷厂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后被送到寄宿学校。再后来，资本的运行不像童年那样顺畅，也要苦苦抵挡通货膨胀。面对这个膨胀的、贪得无厌的时代怪物，自我货币化的行动才是最好的投资，这不正是您艺术上的现象和本质、内容与形式吗？也许只要十年，就能再建立起一个纠错过的社会，社会，社会，本雅明先生，共产主义事业理应成为您一生最感动的事业。即使我在这里损失了所有声誉和未来，甚至也许我该黯然离场了，我也坚定不移地认为，这个时代的弥赛亚本该是我们自己。
维尔纳又在漫长的雪夜中等待了一会儿，认定了他没有办法从本雅明先生口中听见一个确定的单词，毕竟，这里是一无所有的莫斯科的夜晚。毕竟，对方是谜一样的瓦尔特·本雅明。
“请您当我什么都没有说过。”这个橄榄枝甚至不应该由如今的他，一个党外人士抛出。维尔纳缓缓向前迈步，奇怪啊，他们一直走在冰面上，冰块也在沉默，没有发出任何一声脆响。本雅明先生，您还不明白吗，我们是同路人，我们的命运作为扭曲的、无从发声的琴弦可悲地系在一起。
“肖勒姆先生，我会认真考虑的。”瓦尔特跟上维尔纳的步伐。
维尔纳抖掉身上的雪，他现在像某个领袖： “当您做出决定，我希望您会站在我这一边。站在我的一边，而不是僵化的德国共产党。那样，我们也就可以像今晚这样散步了。当然，最坏的结果，我们还会在耶路撒冷相见。”
瓦尔特微笑，没有回答。这样漫无目的地闲逛令他忽然想起童年，一次，在参加犹太新年的礼拜的途中，他迷了路。年幼的小瓦尔特始终没有停止前进，但早就清楚时间太晚了，礼拜快要结束了，他也根本不可能找到地址。最好，那不要也是去耶路撒冷的路，否则，他只能在前往圣城的途中预演那天的迷路经历，以至于他永远都到不了那里。
除了他们，宽阔的街上半个人影也没有，地面上有一道道的雪橇印，明天会结更厚的冰。像约定好那样，他们静静等待一无所有的到来。维尔纳轻声说，我好像没有那么急切想要得到答案了……您真是不可思议。让我们在冰天雪地里再走一会儿，如果还有咖啡馆开门，我也愿意与您坐一坐。天太冷了。在黎明前，我就要离开了。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