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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昀走后，上海依旧风谲云诡，生活并未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各方势力依旧在明里暗里相互掣肘，走在钢丝上的人依旧提心吊胆。
长庚自此失去了关于他的消息，他们之间没有固定的通讯方式，敌后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长庚甚至不知道顾昀具体的去向。
那场大火烧毁了顾公馆，也几乎焚毁了顾昀在上海留下的所有痕迹，以至于有时候长庚想要思念他，发现自己甚至做不到“睹物思人”，不到半年的相处记忆分明历历在目，却虚假得好像一场镜花水月般的大梦。
长庚有时候有一种感觉，就好像在时代的洪流里，他们就是两片伶仃的浮萍，被浪潮卷到一起，近到几乎相依为命，转瞬间却又咫尺天涯。
他有时候会想，如果顾昀不姓顾，自己不姓李，他们只是这乱世之中平平无奇的两个无名小卒，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里，能够做一对流离失所的苦命鸳鸯，似乎也不错。
可惜家国、大义、时局、信仰，哪一个不比爱情更重？
似乎唯有生死能与之衡量一二。
但他们都身不由己。
徐令上次亲眼见识过顾昀出事那段时间长庚的失态，虽然只是被长庚情绪的余波蹭了个边，但也敏锐地意识到了顾昀之于长庚的分量似乎非同凡响。顾昀走后，他紧张了好一段时间，似乎生怕长庚出什么意外的状况，然而长庚比他想象中要稳定得多。
顾昀用一个要求，和一个承诺，把长庚的三魂七魄牢牢地钉在了躯壳里。
也许，从他们分别的那一刻起，维系他们的关系的就不仅是情与爱，对于亲密关系的渴望固然像强相互作用力，能把相互靠近的灵魂紧紧聚在一起，但他们的关系中掺入了一致的信仰和共同的目标，这是更稳定、更坚固的东西，使他们成为了两颗独立的天体，能够依靠引力在光年的尺度中遥相呼应。
亦或者，他们之间的爱本就如此，他们的关系也从来不是相互攀附，而是彼此独立，在遥远到无法相望的两地，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
运输线的“启明”小组在蛰伏一段时间后重新开始活动，滇缅公路在日方下令封锁中国沿海后成为主要的外来物资运输途径，东南沿海运输线的重要程度相对被削弱，长庚领导的“启明”小组主要任务转为为组织提供持续可靠的经济支持，拓展黄金和美元的汇兑业务，为组织积累资金。
长庚在上海的金融界活跃起来，他有实力有头脑，有身份地位和家族背景，徐令跟着他出入酒局宴会，逢迎在各色人物之间，看着他长袖善舞、八面玲珑，俨然一个善财童子，一路混到了“知名企业家、银行家”的头衔，称得上一句家大业大。
据说聪明人一般都能闻一知十、走一步看三步，但徐令有时候觉得，长庚像盘踞在网中央的蜘蛛，每一个可能的走向都条分缕析地被他考虑在内，以至于让他夹在四大银行与各国银行之间，还能在上海的金融界占据一席之地，能够在这暗流涌动的上海滩屹立不倒。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
同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次日，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的序幕拉开。
长庚坐在办公室里，冬日里难得的阳光吝啬得过分，从窗外投进来一线，却不能使人感到温暖。他的钢笔点在桌上那片浅薄的金光中，有种隐隐的预感，局势将要发生改变了。
身在风暴中心的人往往比别人更为狡猾敏锐，在嗅到局面受到了外来扰动之后，纷纷蠢蠢欲动地为自己寻找可能的出路。
1942年9月，周佛海秘密派人前往重庆，面见戴笠。
不久后，组织收到重庆方面传来情报——伪政府三号人物周佛海，已被军统局长戴笠策反。
就好像玻璃出现第一条裂缝，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被轻轻碰倒，接踵而至的连锁反应像一场无可避免的风暴。
1943年7月，敌后战场的军民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对日伪军发起普遍的局部反攻。
12月，日方兵力严重不足，华北方面军被迫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除夕当天，长庚收到了一沓信，日期显示从1941年夏天，一直到1943年冬天，每月一封，雷打不动。有的快厚成一本小手札，有的只有随手撕下来的半张纸，沾着泥土、硝烟……甚至有几封上还有不明显的血迹。
那些信全都没开头没落款，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潦草，是烧成灰长庚都认识的字——顾昀的字。
那人写信和说话一样满嘴跑马，没几句有用的，看下来长篇大论都是些他觉得有意思的琐事，有时描写风物，偶尔提起战局——此人实在长了一张很会埋汰人的嘴，敌方每每出现，无不落荒而逃、抱头鼠窜，好像艰苦的战争都跟着没那么惨烈，反而充满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长庚跟着他的信，陪他在敌后战场走了一遭，还没来得及为他绝口不提自己的情况而生气，就被一句“今日有雪，我很想你”砸得晕头转向。
长庚合上信纸，长长地舒了口气，觉得眼眶连带着心口都一片酸软，原本被牢牢堵在胸口的思念猝不及防地决了堤，劈头盖脸地把他淹没了。
他看向窗外，意外地发现路灯昏黄的灯影中飘起了莹莹的絮状物。
上海下雪了。
1945年4月25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结束，作战重心迅速转移至亚洲战场。
徐令那天进来给长庚倒咖啡的时候哼了一支小曲，跑调跑到了太平洋，长庚听了两句，根本没听出来他哼的是什么，无奈地对活泼得过了头的徐秘书说：“还没结束呢，镇定点。”
但是所有人都能看到高悬在头顶的倒计时，日方和伪政府就像一辆制动失灵的车，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冲向山坡，走向不可避免的毁灭与终局。
他们满怀希望地迎接这个时刻，满怀希望地期待黎明的到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全城的人都沸腾了，人们涌上大街小巷，相互握手、拥抱、亲吻，他们大声地唱歌、相拥着跳舞、放声大笑或泪流满面，他们有那么多的快乐、那么多的痛苦，全都在尽情地发泄、感染旁边的人。
广大华行放了一天的假，长庚刚坐下就得知今天不用上班了，他被员工从办公室里拽出来，拉到街上，加入了狂欢的浪潮，被人们推着挤着往前走，旁边的人情绪那么蓬勃，像熊熊燃烧的烈火。
他似乎头一次经历这样不顾一切的快乐，兴奋与激动在他的胸口左冲右突，被点燃的情绪像小女孩手中的火柴，带来了不该有的幻想和不合时宜的思念，他下意识想要寻找什么人，可是左右看去都是陌生的脸孔，超出阈值的兴奋似乎在他胸前炸豁了一个口，把一直以来支撑他的东西放跑了大半，礁石一样的孤独和失落直白地展现出来，露出他苍白的情绪底色。
他突然发疯一般地想要见到顾昀。
于是他拔腿就跑，穿过欢呼的人群和拥挤的街道，穿过熟悉的窄巷和弄堂、有轨电车的轨道、满目疮痍的废墟和废墟上重生的城市，他似乎变成了一个从未经历过烦恼的孩子，那么自由，喜悦与期待像一群振翅的飞鸟，盘旋在城市的上空。
他一路跑到了顾公馆门口。
顾公馆在那场爆炸中损毁过半，原本这房子作为政府官员住宅被伪政府那边回收了，但可能伪政府也懒得专门拨款重建，就提出拍卖，于是被长庚想方设法地收购了， 费尽心思地修复成了爆炸前的样子。
他站在顾公馆大门口——理论上来说这里应该改名为李宅了，突然就冷静了下来，巨大的房子像一块巨大的琥珀，包裹住的只有一段虚无缥缈的记忆，像一具标本冷冰冰地站在原地，对他投来冷漠而嘲讽的视线。他自嘲地笑了一下，觉得自己方才一定是被什么冲昏了头，异想天开得不像自己了。
他摸了摸兜，愣了一下，收拾好自己的仪容仪表，准备上前按铃——伟大的银行家李先生，回家忘了带钥匙，只能等门房出来给他开门。
他往前走了几步，看到门边有一个人的身影，高挑而瘦削，裹在一身长大衣里，左手提着一只棕色皮箱，像个风尘仆仆的过路客，正隔着铁艺大门和门房对话：“请问，这里现在住的是……”
长庚不由自主停住了脚步，门房看到他，露出惊喜的表情，对他挥了挥手：“李先生！这位先生似乎找您！”
提着箱子的先生转过身，视线落在长庚身上。
长庚怔愣地望着他，呼吸放得又轻又慢，像是凝望一个害怕破灭的美梦。
顾昀把左手的皮箱放在地上，对着长庚伸开双手，是一个等待拥抱的姿态：“好心的先生，你愿意收留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