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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索布恰克在欧洲学习的朋友告诉他，《洛丽塔》在巴黎出版。朋友说，这是这个时代真正的杰作，却因为主题敏感，无法在美国出版。这现象因为作家是俄罗斯人而更具讽刺意味。作家的故乡正是索布恰克正在求学的列宁格勒，而作家离开时，这里还被叫做另一个名字。自1919年起即离开故乡的作家，长居在美国，以英语写作，最高水平的作品在法国出版，朋友在信中谈及这些，充满对文学的热爱和对欧洲文化的拥戴。索布恰克对文学兴趣平平，对于朋友说的文学评论普遍认为这作品的象征意义是“古老的欧洲强奸了年轻的美国”，索布恰克更是缺乏热情作出任何回应。欧洲也好，美国也罢，俄罗斯在这些关系中缺乏位置，即使创作出作品的作者本人是个俄罗斯人。俄罗斯与欧洲数国毗邻，却比美国更像与之相隔汪洋大海。他开始思索何为俄罗斯的位置，并尝试用法律的角度来解答。宏大的议题十分轻易地花去他三十五年的人生。朋友中途回过俄罗斯，又最终决定回到巴黎。托利亚，有时间来巴黎看我，朋友说。我会的，我会的，索布恰克回答。但直到新世纪临近，他都没来得及践行诺言。
1989年，索布恰克对这个议题的思考获得阶段性的答案。他离开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悠长的米色走廊，担任第比利斯事件的调查委员会主席。十二月份的寒潮如期而至，他站在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台前陈词，“大部分死者的直接死因并非是军方所言的踩踏。”他说。他并未看向讲稿，而是看着台下的代表们。他们以相同的间隔坐在弧形长桌后面，或穿着黑色西装，或者穿藏青色西装，像一只只可以立刻被取代的老迈鼹鼠。 “直接死因是军方向抗议人群使用的化学制剂。这样的事件不该在任何民主国家发生。”他轻轻扯了一下西装的下摆，两片布料上的米棕色格纹依然严丝合缝，像两座华丽高大的木门，关上了所有来自鼹鼠的质疑和反对。第二年春季他成为列宁格勒市议会的主席，正式全身心地踏入政治。如果俄罗斯已经变成远离欧洲的孤岛，那么作为最优秀最有名望的法律学者之一，索布恰克认为自己有责任让迷途的国家重回大陆的怀抱。
市议会里的工作人员们一点也不像他呆惯了的大学里的同事和学生，他们吹嘘拍马又阳奉阴违，忙忙碌碌又一事无成。他不愿直接承认自己的挫败，下班后沉默地陷入客厅贴墙的沙发中。
“您需要帮手。”柳德米拉·鲍里索夫娜轻盈地走过来，俯身向他提议。从演讲时的着装到发言中的措辞，年轻美丽的妻子的建议总是非常有益，“为什么不问问学校那边呢？或许会有合适的人选。”
列宁格勒大学很快给了他回复。办公室的门外传来声响，索布恰克并没有立刻去看来的人。阳光透过窗棱在办公室宽敞的地板上留下规整的矩形阴影。越过这些一丝不苟的影子，陌生男人一只手抓着门框，一只手握住门锁，试图将门固定在一个既不闭合又不过于敞开的角度。他很快掌握了技巧，达到目的后就略低着头向索布恰克走来。他的脚步稳重却灵活，像是尽力避免改变地面上影子的形状。
“您好。”索布恰克站起身，隔着办公桌向他伸出手。
“您好。”年轻男人回答。他依然略低着头，回握索布恰克的手。他的手指不长，不合身的袖子几乎盖到虎口。
“介绍人已经向我说明了您的基本情况，您不必如此拘束。”索布恰克摊开手，示意男子在会客椅落座。
“梅尔库里耶夫校长是个热心的好人，也感谢您的慷慨，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字说得多了，男人柔和的音色才显现出来。他的双手垂在身体两侧，并未架在椅子的扶手上，“但我想，有件事他或许没有向您说明。”
索布恰克等他接着说下去。男人的金发在阳光下带着一层毛绒绒的光感。他很快地抿了一下自己的嘴唇，嘴角两边因此短暂地变得圆润了一些，随即抬起眼睛，直视索布恰克，“我曾经是克格勃的情报官。技术上而言，我现在仍然在为克格勃工作。”他原本冰川一般的蓝色眼睛在他话说完的瞬间开始松动，金色的睫毛也随之放松。他将双手搭在膝盖上，看着索布恰克，等待对方的宣判。
索布恰克没有想到，在他眼中注定要被推翻重建的千疮百孔的宫殿，以及一直蛰伏在宫殿阴暗角落中的残酷的鹰犬，而在这些鹰犬之中竟然还有这样不起眼的一员。男人看起来像只迷路的狗。他也应该像只迷路的狗。索布恰克去年年底的报告加速了男人先前工作的机构的死刑，真正的国家应该靠法律来维持，而不是只听命于少数人的暴力机构。他的答案是对的。连这机构的一份子都来为他工作，这还不足以说明他的答案是对的吗？就从收留这只迷途的小狗开始，他一定能够一步步让俄罗斯回归正途。
思考之后，索布恰克下定决心。“哦，去他们的。”他回答，并在男人的惊讶中获得一丝微妙的虚荣心的满足，“来为我工作吧，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我有预感，我们的合作会很愉快。”
阳光偏爱男人，仍然均匀地包围着他。男人的表情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索布恰克想，这或许是克格勃的工作经历给他留下的烙印。男人的嘴没有笑，眼睛却在笑。浅蓝色的冰川从中间裂开，巨大的浮冰在海水上漂浮。最终，它会融化，一小块接着一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