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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2月25日，洛尔德斯军事情报基地。
赞德少校结束例行会议，正打算走回宿舍。这一天和其他日子没有什么不同。196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禁止了圣诞节，这一天只是普通的一天。
1962年的导弹危机让卡斯特罗和古巴人民对苏联政府失望至极，像洛尔德斯这种军事基地更是不可能出现在公众面前，赞德的日常几乎封闭于这座秘密堡垒中，日复一日从事同样的文书工作，偶尔走在路上，看一眼天空。
一天，破天荒地，他收到一张从外界寄来的明信片。它通过层层审查——也可能是接收处终于想起来还有这么一张积压已久的小卡片——终于送到少校面前。
是一张很普通的祝福卡片，封面画了一个苹果，写着“生日快乐”。
他生日根本不是这一天，记得它的人也少之甚少。
少校回到寝室，把它放在桌上。这一放就是一整天，直到24日晚上睡前，Alpha才想起这事。
他把那小卡片拿出来，想弄清楚它是哪个闲着没事的人搞的恶作剧。这时，Alpha突然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他凑近，确认卡片上有一股非常稀薄的苹果味。
赞德警觉起来。
他意识到卡片应该没有通过多少审查，估计派发人员只是草草看了一眼，就扔进纸堆里。但经验告诉他，这很可能是一张用“隐形墨水”——也就是苹果汁——写的密报。小孩子才用的把戏，但往往越简单的伎俩越能骗到经验丰富的成年人。
他掏出打火机，把卡片放到火焰上方加热。很快，被掩藏的字迹显现出来。出乎赞德意料，这并不是什么密报，卡片上只有两个再简单不过的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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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y {X}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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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个词工工整整，后一个则十分敷衍，X还被粗暴地涂了几笔加粗，张牙舞爪，趴在纸上，提醒少校那段被掩盖的历史。
赞德盯着它们，险些把卡片点着。
寄信人没有留下任何落款，但他心中已经有了人选——谁会闲着没事开这种无聊又冒险的玩笑呢？
知道他昔日代号的人寥寥无几，能做出这样多余事情，恐怕只有某个拐走安迷修的、讨人厌的Alpha。
X特工是50年代活跃的美军飞行员，也是60年代隐藏在苏联境内的倒戈派、告密人。他与师父理念不合，分道扬镳，随后出卖师弟，背叛国家，却也揭露了CIA在苏联领空内的间谍活动。
叛国者？英雄？还是理想主义者？不同立场的观众会为他的人生做出各自不同的解读，而他——只有他——是自己的主人，这场秘密战争的执棋人，也是唯一参与者。
他回想起自己被征召的那一天。
克格勃非常重视对西方名校精英的感召。大学地下社团一直是红色思想和离经叛道青年的沃土。
1933年，剑桥大学内部曾存在一个名为“剑桥传道者”的地下组织，伊·弗朗西斯·伯吉斯和唐纳德·麦克林在同一时期参加了该社团。与此同时，三一学院里，一名叫哈罗德·金·菲尔比的男生毕业，即将在未来前往维也纳，目睹奥地利政府与社会主义者的流血冲突。1934年6月，麦克林以优异成绩通过毕业考试，而伯吉斯因病辍学。前者很快踏入外交部大门，后者随后进入军情六处。同年，约翰·克恩克罗斯入学。两年后，他进入英国外交部，先后在英国外交部、英国国库、政府部长私人办公室、政府通讯密码学校、秘密侦察机构任职。最后一个人叫安东尼·布兰特，是三一学院的艺术教授，英国艺术届权威，同时兼任伊丽莎白女王的艺术顾问。
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出身贵族，却是最坚实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克格勃外籍间谍，免费为苏联提供情报长达几十年。
赞德的人生改变从他偶然进入大学进修开始。
替他主持“入会仪式”的是个姑娘，自称艾丽斯。人如其名，她如同一朵绽放的鸢尾花，金色卷发，弯月般的拱形眉毛，颇有几分葛丽泰·嘉宝神韵。这样的人在校园里永远是话题中心。艾丽斯也确实像每个美国校园里常见的金发美女一样，嗓音甜美，热情洋溢，还早早和同校富商之子的男友订了婚。
每个新成员入会前，艾丽斯都会指导他们举行仪式，毕竟她是社团内部少数几个唱《国际歌》不走调的人。
有天，活动结束后，赞德突然意识到自己落下了帆布包。他回到活动室，推开门，没有开灯，因为Alpha记得包就在离门最近的桌上。
很快赞德意识到，黑漆漆的房间里不止自己一个人。
“赞德，”黑暗里，女生小声问，“你是赞德吗？”
他点点头：“是我…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哭？是弗雷迪欺负你了？”只要艾丽斯点头，他不介意替她教训男友——帮人打架这种事，赞德太在行不过。
“不，”艾丽斯回答，“不管他的事……”
我只是突然有点害怕，她说，赞德，我只是很害怕。
他不明白眼前这个优秀的姑娘在担心什么。
“像我这样的人，所有事实都建立在表象、建立在谎言上。”金发女生喃喃自语，“你是个飞行员对吗？”
“有没有某一刻，我是说，从沿着跑道疾驰到最后升空的那段时间，又或者四面八方全是云雾的那种时刻，你会怀疑自己，担心自己是否正在做正确的事情 ？”
这是她们最后一次见面。两个月后，艾丽斯消失了，弗雷迪退学，社团解散。她的存在被全部抹除。在那之后，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楚，他和艾丽斯——或者说“鸢尾花”这个女人，他们是同一类人。
正确的事情是什么？
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不得不二选一：承认存在普世的“真理”；或者承认自己主观的“真理”。论证前者太过困难，执行后者又难免独断。当“正确”建立在个人判断上，“正确”所带来的责任也一并加之，承担它，意味着不断拷问自己：
我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情？
少校站在自己宿舍门口。
房门大开，但他并不慌张，倒想知道新来的室友是谁。古巴基地条件有限，分配给他的实际上是个双人间，但似乎没人想和一个曾是美国人的盟友同住屋檐。
少校有些好奇这次被踢过来的倒霉鬼。正巧，对方出现在门口，穿着便服，似乎还在收拾东西。
“你好。”那个亚裔青年和他打招呼。
赞德挑眉：“从哪儿来的？”
新室友微微一笑，看上去腼腆，并不露怯。“北方。”那个长了一张亚洲面孔的Beta说，“海的北面，新大陆。”
“很巧，”赞德点头，“我也是。”
“看起来你没带多少行李，嗯？”他看看对方的床，又问。
青年耸耸肩，用《国际歌》一句歌词回答他：“‘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
赞德哼笑一声：“希望你唱歌别走调。”
“不会，”对方笑笑，“交个朋友？”
“我出卖过朋友。”赞德说。
“没关系，”对方回答，“我抛弃了家人。”
“看起来我们都一样糟糕。”少校叹气，“希望你骨子里的血还没冻透。我已经在这里呆了快十年，除了偶尔怀疑自己是否做了正确的事，就是承认真理它并不存在。”
“哪里的事，”亚裔青年回答他，“我们太年轻，不能投身战争，又太老，不能继承和平。此刻剩下的，唯有探求’真理’这一条路。”
赞德后退一步，再次审视面前的人。他有种预感，即便圣诞老人被禁止进入古巴领空，但他的圣诞礼物如期而至。
“赞德。”他伸出手，“...也可以叫我‘X’。”
亚裔青年握住他的手，轻轻摇晃几下：“紫堂真。”
“你也可以叫我…‘Z’。”他回答，“圣诞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