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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动荡撕裂的八十年代，当时冷战在全球范围内升温，面对美苏对峙加剧的困局，东西方两大阵营僵持不下。而80年的开端便是光州事件和两伊战争。二战的余波在35年后仍未停息，旧的社会秩序已然崩塌，可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第三世界国家便在痛苦与挣扎中寻找着民主化的道路。
那时的北京还未从70年代的阴影走出，便匆匆迈向改革开放。人们在反思十年伤痛的同时，又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着民主化运动。在清污与文化热并存的矛盾中，迎来了新启蒙运动，思想文化上的解放空前高涨。外界的新鲜事物也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渐渐流入北京。摇滚乐，便是其中之一。
而我的母亲作为大院子弟，不仅在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偷用收音机接收国外电台所放的披头士歌曲，还在80年作为一名观众，在台下为万李马王的首次演出喝彩。可以说，我从骨子里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摇滚痴。80年成为了中国摇滚的元年，可随之而来的便是约翰列侬在12月8日被枪杀身亡的噩耗。这位代表着新时代的偶像倒下，他的死亡印证着西方摇滚步入商业化的横死，同时也宣告着中国音乐的新生。
82年母亲在生下我之后，便撒手人寰。那男的虽然是我生理上的父亲，可从来没管过我一天。甚至还在母亲死后觉得外祖一家有政治污点，急于通过和其他政要联姻来摆脱此事。幼时我便生活在外祖一家，直到89年才被接回去。在外祖家中，陪伴我的是那些与母亲交好的叔叔婶婶们。所以即使母亲不在身边，我仍旧是在叛逆的文化中长大的。我只有在听到悦动的打击乐时，才会停止哭闹。为了逗我开心，那些人便会带我辗转于各种乐队表演之中。而那些乐队成员也与母亲是好友。在那帮男男女女的口中，母亲是如此反叛的存在，她会高举理想走上街头为人民发声；她会在空军大院里高声歌唱披头士的歌曲；她还会自制刊物张贴到西单墙上。
在仰慕母亲时，我又着实想不通，像她那样反叛的人物，为何会选择那个保守的男人。莫非是在动荡不安的初次见面中，对彼此产生了吊桥效应？当时处于不同阵营两人，又怎么最终走到一起的？或许西单就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浪漫念想的地方吧，要么后来那边怎么有婚纱一条街的。所以，可能母亲这辈子做过最叛逆的事情，就是义无反顾的和那个男人走了吧，最后还把自己的性命搭上了。在两人共同的家里，除了遗像外，没有任何母亲存在过的痕迹。那个男人只会在母亲忌日时，在遗像前放上她最喜欢的歌，那是约翰列侬的《imagine》。据说母亲死前抱着我时，嘴里还在哼着这段旋律，直到停止呼吸。所以每当我想母亲了，会不自觉的哼这首歌，仿佛她还在我身边。
被接走的那天，外祖母牵着我的手走出空军大院，等坐上那人飞驰的车后，我才知道原来大院之外，才是真正的北京。而之前的我则是活在规范化的矩形和青年人捏造的幻梦里，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可这两者之外的北京，什么也不在乎。它们三者并立，构成了80乃至90年代的北京。可最终，那两个看似对立的空间，终将会被北京吞噬，成为它微不足道的过往。接到我后，那个男人只与外祖母寒暄几句后，便将我带上车去，离开了萧条的西二环。我好奇地张望着车窗外的景色，第一次知道原来在大院不远处，还有个绿树成荫的公园。
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白天的外界，每次去看乐队表演都是临近傍晚，门口哨兵面无表情，盯着远方的虚无。西门外是一大片荒芜的庄稼地，昏黄的斜阳打在行人的背后，人们的脸都沉在阴影里，所有人都被沉浸在静默的无声中，等待着时间流逝。院里一直流传着公主坟的鬼故事，那些志怪传说听得我心惊胆战，我一出去就在车上紧闭双眼，生怕鬼怪钻进眼中。叔叔婶婶们总是喜欢笑话我，但也都不会再吓唬我。
那人见我沉默不语地盯着公园风光，便叫司机将车调转方向，带我来到了玉渊潭。下车后，那人站得笔直，回头凝视着我的脸，他看上去那么高，眼神空洞却又不知在寻觅着什么。我被吓得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良久，久到成群的自行车队从我身后穿过，他才回过神来。他转身向前走了几步，又再次停下脚步，说了句快跟上，便继续走向前方。我听见这话也才反应过来，小跑着跟上了他的步伐。在直觉的提醒下，我主动牵上了他的手。他很明显地顿住脚步，侧头看向我，长叹了口气，随后回握住我的手，拉着我去买票。
至于公园的景色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只明确记得那人冷峻的面孔，剩下模糊的记忆全都是荡漾湖水。荷叶的墨绿晕染在一碧万顷的湖面上，偶尔有几朵白里透红的荷花浮出水面，点缀着这幅夏荷图。等到玩到中午的饭点，他又带我去了前门的肯德基。之前隔壁的王进天天说肯德基特好吃，那天我也吃到了小孩子们心心念念的原味鸡。三层高的肯德基再次刷新了我对世界认识，那么气派的地方我只在外祖家的墙上见过照片，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开国大典受邀拍的照片。人声鼎沸的前门刺激着我的感官，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大栅栏林立的各色商店，充斥着喧嚣的色彩，冲击着我先前只有军绿和藏青的世界。那人对于我的反应也没有太过意外，只是在四处张望时平静地牵住我的手。自这天以后，他再未牵起过我的手。在一次次无言的对视里，恍惚间我都会怀疑这一天的记忆，是否仅仅是我的幻觉。可墙上挂着的在大北照相馆拍的合影，正无声地宣告着记忆的真实性。
与母亲血脉相连的我，终究还是走上了与母亲相同的反叛道路，这条彻底偏离世俗的轨道，可能就是我们两代人的宿命吧。或许，我们注定要在迷茫的岁月里，成为时代浪潮的牺牲品。明智，这个名字是她对我唯一的期望。可她却忘了，有的时候，越是明智，清楚自己无法做出任何改变，反而越是痛苦。我们这样的出身，既被群众排拒，又被老派人物厌恶。幼小的我盯着被大院高墙圈起的四方天空，心底总会生出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于是我时常坐在院里的台阶上，望着那片困住我的天空，等待那股奇怪的感觉涌上胸口。被那个男人接回家中后，我依旧会在楼下仰望着天空。这两处的天空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样的刺眼、一样的令我窒息。后来，我渐渐明白了，那是被排斥后无助的绝望，那更是死亡紧逼下的恐惧。
我恨母亲早早抛下我，独留我一人以脆弱的肉身，来面对丑陋的世界。明明我们应当是同盟，她应该牵起我的手，和我一起将不公的一切赶出我们的世界。可她却走了，还没等我睁开眼，就已经摆脱了俗世对她的束缚，安然地离世了。所以，我对世间的第一印象不是新生，而是死亡。对死亡的恐惧如影随形，附在我的灵魂上。好在，摇滚没有离开我。只要我感到死亡的阴影悄然逼近，我便以近乎嘶吼、尖叫的方式歌唱，将那些无形的恐惧转化成歌声，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驱散死苦，我的灵魂才能得到片刻安宁。
父母两人的家，在朝外三丰里简单的板楼里，这里才是真正的四九城。朝外不同于荒凉的公主坟，附近不仅有三里屯第二使馆区，还有着繁华的建外第一使馆区，而向西不远处便是中国的心脏——天安门。50年代使馆区刚设立时，涉外人员来北京大多都是乘火车，所以建外往南就是北京站。那会还没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你都能望见北京站上的时钟。东至秀水街，西至东二环，南至建国门外大街，北至日坛北路，都是建外使馆区的地盘。围墙和栅栏将整个区域同周边的民宅大院隔开，里面安静又祥和，虽然出入口照样也有军人把守，但与空军大院不同的是，区内绿意盎然，建有现代化的公寓，即使是放到现在也不过时。那个男人就在这里工作，每天放学他都会派下属来接我，平时放假没事了，我有时也会来这里待着。不时会看见外面的民众，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里的一切。毕竟当时闭塞的年代，这里是了解外部世界较为直接的窗口。
在那个“投机倒把”仍旧是犯罪的年代，建外使馆区早已是北京外贸最活跃的地区。友谊商店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级的百货商店，是专门为外交人员设置的特供商店，这里只能用外汇券进行交易。精美的橱窗里摆满了进口商品与国货精品，普通人只能在门口巴望。有需求自然就有市场，那些个倒爷在使馆区或者周边涉外场所，通过“倒汇”和“套汇”的方式，将区内紧俏的商品转手卖出。京伦饭店、建国饭店、国际俱乐部等地，经常能看到这种人。ta们不仅倒卖商品，还会贩卖消息。如果你在涉外地区，像是秀水街、雅宝路这种地方，见到行色匆匆的人，十有八九就是倒爷。就算是现在，朝外、建外地区也依旧是外汇兑换最方便的地方，总会有人通过兑换美金来赚点小钱。
由于宽松的环境，这里正是地下摇滚的聚集地，那人也不怎么管我，我就时常和叔叔婶婶们在马克西姆餐厅见面，每次ta们都会我带来各种cd唱片。去参加乐队表演的年轻人，虽然囊中羞涩，没有西装革履的精致，但是ta们眼神中的光亮是那些成功人士所没有的。在摇滚不被接受的岁月里，是Madame 宋免费邀请ta们参加派对，允许ta们在餐厅里表演。所以就有人戏称“摇滚并不接近人民，摇滚只接近马克西姆”。我也是在这里第一次欣赏崔健的演出，后来我也模仿着他的样子，用红布蒙上双眼，在什刹海唱着《一无所有》。有时大家还会带我混进外交人员俱乐部，去参加小范围的乐队排练和趴儿。夜深人静时，胡同串子们就喜欢到北京站前晃悠。累了就直接躺在地上呼呼大睡，根本不会有人管你，因为这里有太多席地而眠的人了，一觉醒来便能听见早六晚九准点播报的钟声《东方红》。
在这片喧嚣的热闹地里，我最喜欢的地方反而是最安静的日坛。春樱、夏荷、秋菊、冬雪，四季各有情志，每当我和那个男人发生争执时，我都会跑到日坛或者骑二八大杠到北海散心。等到了90年代，我迷上了魔岩三杰，尤其是窦唯。黑豹乐队91年惊世骇俗的同名专辑——《黑豹》横空出世。那段像蓝色迷惘的岁月里，我看着mv中他在空无一人的长城上高歌的身影；在人来人往的午门前忘情的表演；在狭窄的胡同里甩动的长发。这张专辑里，我最喜欢的三首歌无一例外都是窦唯做的词。
青春期的我，也站在长城上试图看到和窦唯一样的风景，可除了连绵不断的山外，我看不见任何东西，我也看不见我自己。耳边除了呼啸而来的风声外，全是《don't break my hreat》、《怕你为自己流泪》和《无地自容》。闭上双眼，眼前一片漆黑，我的身边一无所有。于是，我一遍遍地朝着群山大喊着，站在当下呼唤着我的过去和未来。这个专业为精神病护理的人，成为了丁武这个“疯子”口中的疯子。我也成为了那样的疯子，喜欢在深夜里漫无目的地在北京开车闲逛，西山、八达岭、圆明园……徘徊各处只为找寻我的灵魂，可那种找寻注定是徒劳的。
还记得那是94年的冬天，妈妈认识的那帮摇滚朋友，邀请我去香港观看红磡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我就直接翘课，跟着ta们跑到了香港，那个男人直到下属回报才知道我人不见了。我们在香港待了三天，因为在第三天晚上，那个男人就给带走我的叔叔下了最后通牒。这不仅是我第一次来香港，更是我第一次在现场同时听到魔岩三杰和唐朝的演唱。冬月的香港没有北京那般寒冷，开场唐朝的国际歌用摇滚的火焰点燃了大家的热情，随后登场的就是窦唯，他穿的一身黑，与穿着海魂衫短袖还系着红领巾的何勇形成反差。“矛盾、虚伪、贪婪、欺骗……”在那一句句近似质问的歌词里，窦唯开始了他的表演。张楚、何勇、唐朝轮番上阵，我的眼泪从国际歌开始就一直在流，仿佛要将我过去没哭出的眼泪全部流干。三个半小时的演出中，场馆内人挤人大家振臂高呼，上万人在场馆内尖叫、嘶吼，为了表达心中的激动，许多人就直接站到座椅上，甚至开始砸椅子狂欢，就连负责安保的人员也难得的加入了这场盛宴。演出结束后，观众们还久久不愿离开，在地上长跪不起，口中还一直喊着窦唯、何勇等人的名字，痛哭流涕，来自北京的新生摇滚势力，就这样引爆香江。中国摇滚诞生于86年的工体，最终死于94年的红磡，年仅13岁的我在台下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落幕。
等我回到家中，才发现我那生理学上的父亲，居然将我珍藏的磁带碟片全都毁掉了，就连我特意去雅宝路淘的大长黑袍都被撕碎了。我们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争吵，最终以我被单方面殴打后的出逃结束。寒冬中的北京，在我夺门而出的片刻便开始下起了不合时宜的雪。我穿着单薄的白T恤，外面套着老摇滚样式的皮夹克，腿上是从香港买回来的破洞喇叭裤。为了遮掩眼眶附近的淤青，我还特意带上了黑色的蛤蟆镜，这样就不会引起行人的议论。鹅毛大的风雪刮在身上，我却没感到一丝寒冷，或许是心早已死去，身体也随之失去感知了吧。大头皮鞋在雪地踩出深深浅浅的脚印，一路奔向日坛。临近冬至，天黑的格外早，黑夜里我闯进北门，一路跌跌撞撞，最终倒在九龙柏下面。
日坛自明代起便种植了许多松柏，雪夜里依旧毅然挺立于风雪之中，岁月在它们身上无非就是身上落了几场雪的事情。而我这一生的无奈与痛苦，对于它们来说也只是弹指一挥间。我躺在雪地里仰望着冬日的夜空，当我在凝望黑夜时，“冬季大三角”也正无声无息地凝视着我。白雪漱漱而下，随风飘进了领口，瞬间就被体温融化，变成小小一滴水渍，化作我的泪水。似乎老天也都想让我哭一场吧，可我的泪早在红磡流干了，剩下的便是无尽的空虚。我只好长叹一口气，以解我心中滞留已久的郁结。呼出的气从口中缓缓飘出，许久，才消逝在一片漆黑之中，纯白的气息就这样被黑夜吞噬。
【真的，好想死啊。】在冰冷彻骨的冬夜中，我终于说出了在心底酝酿已久的话语。就这样死掉算了，反正也不会有什么人在乎我。父亲其实打心底里不想承认我的存在，但是碍于祖父母传宗接代的压力，才把我接了回来。尽管外祖父母确实疼爱我，可ta们在前几年双双过世了，留给我的只有xxx之孙的空头衔。虽然妈妈的朋友们也很爱护我，可我毕竟对ta们来说仅仅是个外人家的孩子，血缘关系、利用价值，就连母亲所带来的情感纽带，也可能时间逐渐变弱。那在这世界上我还留有什么呢……我不知道……
在意识渐渐模糊前，我的眼前浮现出了不曾发生过的幻象。酷暑午后，母亲抱着年幼的我在北海散步，她的脸被蒙上一层浓雾，五官朦胧似奶油般融化，可我依然觉得她很年轻。纤细的身躯充满了活力，除了肚子稍微大了一些，几乎看不出生育过后的痕迹。为了避暑，她抱着我穿梭于在五龙亭之中，轻柔地哼唱着《imagine》。面前便是波光粼粼的北海，而对岸正是在琼岛之上的白塔。阵阵清风拂人面，推波送来夏荷的清香，岸边杨柳也被湖风扰得四处飘荡。起伏的荷叶卷起碧波，惊醒了荷花的美梦。身后传来那个男人的呼唤声，那是我从未听到过的语气，十分亲昵。不说他不会这样说话，而且母亲在我出生不久便去世了，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还没等我来得及细想，母亲就已转过身去，身后没有父亲的身影，只是一团漆黑、一无所有。我知道，死亡来了。对它本能的恐惧，令我想大声尖叫。可就在我张嘴之前，我便失去意识，昏死在了白茫茫的雪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