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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即将被苏联红军彻底合围之前,施季里茨为扎乌里赫夫人和嘉比搞到两张出城的通行证。他以工程师鲍里金的身份亲自给她们送去。餐厅早已停业,白发的钢琴师、四十多岁的酒保都加入了临时召集的城防部队。扎乌里赫夫人问,那你呢。他摇头,只有女人和孩子能离开。
扎乌里赫夫人和嘉比是最后见到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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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他被发现时是一身平民装束,身上的证件证明他是工程师鲍里金。他被以这个名字草草下葬。和很多其他同样死于流弹的普通市民一起。
莫斯科方面的档案中,和尤斯塔斯的最后一次联系是在瑞士,命令他返回德国,并为他指定了一个新的报务小组。但因为战争形势迅速发展,他没能和新的报务小组取得联系。三年后,档案将他标记为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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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这片公墓里还没有被家人认领的死者已不多。随着新的城市开发项目启动,按照计划将会转移到异地重新安葬。最开始,这个项目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柏林市民们早已对“某建筑工地发掘出一枚未爆炸的二战炸弹”这种新闻习以为常。直到有历史爱好者通过交叉比对战时遗留的各种记录,查清了这片墓园里的死者鲍里金的真实身份是第三帝国保安总局六处的旗队长施季里茨。
围绕施季里茨其人的功过,各路专家在媒体上展开了激烈争论。
有历史学家根据现存的战时情报部门的档案进行分析,列出了施季里茨参与的全部案件,并从中分析出很多反常之处:他曾经“意外”接触过摧毁克拉科夫的计划,而这份计划由于他的介入阴差阳错没有被执行,这座古城得以保存至今;他负责调查的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到瑞士为和平奔走、家人也被保护起来活到了战后;一名由他负责调查审问的苏联女报务员后来出现在瑞士……
但也有学者指出他毕竟是党卫队的一员,有经过他签字的文件表明他曾经负责调查一名爱国记者,而这名记者后来下落不明,这是典型的党卫队做法。但又有学者综合各方证据指出,那个所谓的爱国记者其实是纳粹的密探,那位反战牧师曾被他蒙蔽协助过他,他却提交了牧师的反纳粹言论调查报告,如果不是施季里茨的介入,牧师全家恐怕早已被送入集中营。他们还出示了一份施季里茨手写的文件的影印件。上面的字迹微微倾斜、流畅有力。
报道刊出后,有读者投书报社,称自己几年前去世的母亲曾经说起过,战争时期她在柏林工作的餐厅有一位常客叫鲍里金先生,帮助她和餐厅老板扎乌里赫夫人在战争最后阶段逃出柏林。只知道他是位工程师,高大英俊话不多,会弹钢琴,喜欢和扎乌里赫夫人下棋,还曾经邀请她们去他家做客,一栋位于湖畔的考究的别墅。
在墓园里那块统一雕刻的鲍里金的墓碑的背面,重新刻上了施季里茨的名字和他在档案中登记的出生日期。
墓园里其他无亲人认领的死者的信息也受到公众关注,在历史学家和爱好者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个终止于那个春天的普通柏林市民的人生故事被一一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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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年,俄罗斯方面的一部分档案解密。媒体惊讶发现“旗队长施季里茨”居然是苏联特工伊萨耶夫的卧底身份,代号“尤斯塔斯”。
俄罗斯官方宣布将恢复停止十余年的胜利日阅兵,并为几位像伊萨耶夫一样近年才查清下落的早已牺牲的苏联英雄颁发迟到的勋章。
有历史爱好者查询到一处在战时登记在鲍里金名下的房产,和那位读者的母亲回忆的一样,是一栋位于湖畔的别墅。媒体蜂拥而至。面对大批记者,一头雾水的现任房主表示,房子是十几年前通过中介正常购入的。要说有什么特别的,他想了想,几年前在花园安装灌溉系统的时候,工人曾经挖出过一个铁盒。手枪?密码本?有记者迫不及待的问道。房主摇摇头,是一个香烟盒大小的小盒子,锈得厉害,撬开后发现里面只有一张字条。没有落款,用微微倾斜、流畅有力的字体写着:
“Für den Frieden der Welt
1. Januar 1945”
“愿世界和平。
——1945年元旦”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