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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
这一整个周末我们都是在乡下度过的。很显然首相认为将工作换个环境会是一件好事——我猜他只是想摆脱内阁秘书一段时间。文官们最终还是找遍了借口形影不离地跟了上来,哪怕所有内阁大臣都一致向自己的秘书们解释说这仅仅是党派的度假活动。在政府里文官和政客就像是两组不同的无政府主义游击队一样虎视眈眈地躲藏在自己的阵营中等待着一场偷袭。(哈克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比喻句的自相矛盾之处,当然也有可能他已经承认了政府真正的职责往往一直处于缺席状态的事实——编者。)
汉弗莱爵士依然不允许我在他视线之外和任何人交流。偶尔我好奇这些文官是否更应该去管辖国防部的一切,他们似乎比MI5和MI6更精通于此道。(这很可能是因为,国防部的确由文官控制,其他两者也一样——编者。)我找了个借口偷偷溜了出来,汉弗莱紧跟其后,简直像是一只过分饥饿的老鹰。我叫他离我远点。他左右搪塞,搬出无数冗长的词汇来论证为什么他需要像是我的监管人一样紧紧跟在我身后。我不客气地问他是不是就连我睡觉他都非得看着不可。他故作聪明地回答我,“您夜晚时间做什么梦和我们没有关系,大臣,只是您总爱把那些梦注入工作时间的现实。”
我们对于明天会议需要讨论的内容争论不休。我希望能在首相面前以身作则公开更多信息,以及提升行政的问责制度。汉弗莱愤怒地质问我是不是想要这个政府分崩离析。我瞪着他,气势汹汹地声明如果这个政府是由文官们控制的木偶,那么我的确希望它碎成一千万个碎片。(哈克没有意识到,木偶碎成碎片对于木偶师们不会带来任何影响——编者。)在这样的争执下我们很快就在荒郊野外迷失了方向。
“迷路?什么叫我们迷路了?”我惊慌失措地询问汉弗莱。我必须要承认这确实让我感到有些害怕。汉弗莱不像是那种你愿意和他一起度过外在危机的人。我很确定,如果有一天我和他不小心沦落到同一个荒岛上,他会第一时间让我变成他的牺牲品。(或是在无人岛上重申建立新政府的重要性,并且将椰子以及冲上沙滩的游鱼列为居民的一部分——编者。)
“迷路的意思是,大臣,对于此时此刻你我共处的方位我们仅仅有实践上的感知而不具有经验上的认知。”他像往常一样摆出这样的话来嘲弄我——就好像这真的是他待办清单中的最优先级一样。(很罕见地,这回哈克的猜想完全正确——编者。)
“我当然知道迷路是什么意思,”我不耐烦地看着汉弗莱,“我是想问,什么叫我们迷路了?”
“……迷路的人是我们?”汉弗莱谨慎地回答。(我们可以看出汉弗莱爵士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把它解释得更清楚一些——编者。)
“我以为你说这是条近路!”我有理有据地逼问他。他确实告诉我这是一条近路。当然我不能确定他当时究竟是在说如何在不提刀问责制的情况下讨好首相,还是在说如何回到我们的出发点,不过根据汉弗莱的回答来判断,我大概是猜中了。
他皱着眉头看我,就好像我们根本不是同一物种。“这当然是条近路了。”他一边烦躁地转头研究我们来时的路,一边傲慢地回答我,就好像我们正是应该抄近道来到无人之地一样。
“但我们完全并且彻底地迷路了。”我指出摆在我们之间的这个显眼事实。汉弗莱看上去少见地无言以对,我几乎能看出他在心里绝望地搜索着回应,企图让自己不要显得错得离谱。
“这就是一条近路,大臣,”最后汉弗莱这样对我说,努力听上去尊贵无比,“看我们多快就迷路了。”
我不可置信地望着他。他似乎也觉得这句话不能蒙骗任何人,移开了目光。
“需要回到之前看到的那个电话亭旁边。”最后汉弗莱这样指示。“然后给伯纳德打电话。”
终于找到电话亭讨喜的红颜色之后汉弗莱替我给伯纳德拨通了电话。我实在不明白来这里两天都没有,秘书与秘书之间是如何已经建立起密不透风的电话蜘蛛网的。(这就像能够背下伦敦每一条街道的出租车司机一样,是英国文官们的独门绝技——编者。)汉弗莱在电话里盛气凌人地用最复杂的方法描述了我们的处境以及我们来时的路,我在旁边云里雾里地听着,为伯纳德感到一阵可怜——这竟然是他每天都需要面对的上司。(诚实来讲,汉弗莱爵士看见哈克与伯纳德爵士互动时,心里估计有着相似的想法——编者。)
“我和大臣很不幸地被纳入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局面,在不具备任何先发制人的准备,也没有任何形式的方向性的经验的情况下,目前位于传统的通信设备旁,需要你立刻以最紧急的方式解决这个危机。”他能让一切最简单的事情听上去棘手无比。那些真正棘手的事情在他口中倒是轻描淡写、不值一提。汉弗莱爵士,我在心里这样总结道,是一个颠三倒四的家伙。给他指指天空,他说不定都能面不改色地认为它一片血红呢。(哈克没有意识到,假如汉弗莱爵士想要让他相信天空是红色,那么他会在七十二小时内改变口风——编者。)
“这有谁能听懂?”我不满地替伯纳德伸冤,“你描述得就好像我们直接进到了刘易斯的魔衣柜里再也出不来了。”结果我在他面前颜面尽失,因为伯纳德在电话里准确清晰地告诉了我们此时的准确方位,以及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才能回到文明地带。有时候我真希望伯纳德跟我聊天的时候也能这么精确地给出回答。(我们也可以说,伯纳德爵士选择了精确地不给出任何回答——编者。)
挂断电话的时候我和汉弗莱面面相觑。伯纳德给出的指引里将四个方位至少都重复了一次。我试探地开口,在心里祈祷汉弗莱不会看出我一个词也没听懂,大脑更是无法生成一丁点可以理解的路径:“我觉得我明白了,汉弗莱,你呢?”
他一下就看穿了我的把戏。“我也懂了,大臣。”他圆滑地把这个难题抛回给我。
“那我们——走吗?”
“理论上地懂了,不是实践上地。”他不如直接承认他跟我一样也对此毫无概念。他又打了个电话,让伯纳德直接过来接我们回去。我高兴地看着他,也许是因为患难与共激起的友谊,也许是因为我很高兴知道在化学以外的另一个领域我们也同等地像两个一无所知的白痴,我友好地向他抛出橄榄枝:“你也分不清东南西北吗,汉弗莱?”
他惊讶地看着我,仿佛我刚说的话罪大恶极,胜过在教堂礼拜时大声宣布“上帝已死”。“当然了,大臣!”他理所应当地回答,以一种被冒犯的姿态充满攻击性地藐视我,“我去的是牛津——真正的大学,不是间谍培训基地或者——剩下的。”(汉弗莱爵士想表达的是剑桥大学,以及所有在他眼里不入流的大学,也包括哈克的母校LSE——编者。)
“不论如何,”由于等待时机还不知有多久,我企图让这友善的氛围持续得稍微久一些,“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依然下意识地觉得北是向上、南是向下呢。”(如果将这视为神学以及地理学方面的类比,那么这倒是格外具有启发性——编者。)
“我想确实只有您一个人,大臣。” 他用尊敬无比的态度嘲讽我,优雅地整理着自己的衣领。这狭窄的电话亭又不是灯光华丽的招待所。我发誓总有一天我会扇他一巴掌,这讨人嫌的装腔作势的混球。
(据我们所知,像哈克任职期间作出的其他承诺一样,这个心中的宣言也从未被实现——编者。)
Fin.
